贝尔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之争

“现代性”（Modernity）问题，是文艺复兴以来留存于现代西方哲学版图中的一个经久不衰、但亟待梳论的复杂概念。借用安东尼·吉登斯的话来说，“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它采取了一条将“极端怀疑的原则制度化”的理论模态，既认可所有知识都能以不同呈现方式而存在，又在原则上做好了随时抛弃任何理论的准备。从学理视角来看，这种“开放与兼容”的特征，客观上增加了界定现代性及其基本内涵的困难程度，而这正是诱发各种相关争论的基本动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和当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围绕“现代性是什么”而开展的对话与争辩。
贝尔：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
作为当代西方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贝尔解读“现代性”的特别之处在于，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领域断裂”（The disjunction of Realms）的现状，指出“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
贝尔首先批评了以黑格尔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家所坚信的“社会整体观”（the monolithic view of society）。他指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阐述了“伦理性实体”经由家庭、市民社会，最终“返回并统一到实体性的普遍物及其所致力于的公共生活所具有的目的和现实性上来”的国家。站在黑格尔哲学立场来看，这一辩证过程遵循的是“精神”实现自身的本体论论调。其最新呈现方式是塔尔克特·帕森斯所主张的“宏大理论”（Grant Theory）。然而，社会整体理论的错误根源在于，没有认识到人类社会“断裂”的基本事实，认为“每一种文化，每一历史时期，以及与它们相应的那个社会，都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由某种内部原则束扎成型”。
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导论”来看，贝尔的目标是充分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不同领域遵循着不同的运行法则，依照不同的变化节奏朝着不同甚至相反方向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述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在精神层面上经历的一种“巨变”。贝尔认为，“界定现代的内容是这样一种感觉：拥抱变革，超越时空，认可社会与地理的流动性，以及迫不及待准备迎接新事物”。在这个问题上，“除了现代性之外，没有任何一个词能对之进行概括”。
那么，现代性究竟是如何揭示现代社会的转变的呢？贝尔在《解决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中给出了五种描述：现代社会的建构原则不再是某种终极目的，而是由社会成员就基本权利和义务达成一致的社会契约；这直接导致了社会生活运作机制的转变——从“自然”转向了“文化”，我们生活在人造的文明世界中；相应地，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不再享有维系社会的绝对地位；现代社会中存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领域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现代性在思考人类本质的问题上，承认“人类本质的可变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