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之争(2)

站在贝尔的社会学视角来看，现代性所描绘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本质上是一种通过强调“个体主义”而呈现在社会意识层面中的思想变革，“现代性是个体主义，即个体重塑自身的一种努力，为了能够进行谋划与选择，如果有必要的话，那就改造社会”。贝尔发现，现代性通过与传统社会保持距离，提供了一种面向自由且多元社会的可能性，但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来看，这却在有效回应人类生存困境之情感疑惑的问题上留下了巨大的“隐患”。现代性开启之前，宗教一方面以象征性的“恶魔”口吻，警惕世人，以免践行任何可能的亵渎行为，从而维系着社会的平稳运行；另一方面保持了人类过往的延续性。“宗教通过这两种功能，巩固了几乎历史上所有的西方文化。”然而，现代性的莅临，剔除了宗教的上述作用，使现代人如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般，不断追求着自我扩张的满足。
现代文化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困惑的“超越性”需求，反而将现代人推向了一种无意义的空洞感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性的真正问题就是信仰问题。
基于以上论述，不难理解贝尔何以会把“宗教回归”作为应对现代性问题的良方，正如其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8年再版序言中所坦陈的那样：“由于宗教接触到人的意识源泉的最深处，我相信，将有一种意识到人生局限的文化，在某个时刻，重新回到对神圣意义的发掘上来。”

哈贝马斯：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梳理了“现代性”的概念史，在他看来，“现代性”是一个带有“历史痕迹”色彩，用于标识新—旧世界不同的概念，它一方面体现出新世界对未来保有的开放性特征，另一方面则要求现代人脱离旧社会，对新社会做出理论上的辨识与确证。由此来看，现代性的任务即为现代社会的自我确证提供一种正当性的合法辩护，因此哈贝马斯将“现代性”视为一项正在推进中的事业，它包含了三个相互交织的环节：审美现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文化现代性（Cultural Modernity）和社会现代化（Social Moder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