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之争(3)

根据这种现代性的概念分析模式，哈贝马斯注意到，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和西德理论界中盛传一种应对现代性的策略：以贝尔、彼得·伯杰（Peter Berger）等人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主张转向传统以寻求应对之道。在《美国和西德的新保守文化批判主义：两种政治文化的理智运动》中，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新保守主义者主要坚守两种观点：其一，反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其二，基于“精英式的民主权利理论”而坚守“反人民主义”（Antipopulism）。哈贝马斯在1980年接受“阿多诺奖”的主题讲演“现代性：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中，详细指出了新保守主义的理论错误：新保守主义无法自如应对伴随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而带来的某些负面结果，并将之完全归咎于文化现代性的问题上，这完全误解了社会现代化与文化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新保守主义者未能揭示造成人们对待工作、消费、成就和消遣态度变化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而是把享乐主义、社会本质的丧失、服从的丧失、自恋主义、从低位和成就竞争中退出等等，通通归咎于‘文化’领域”。
事实上，在哈贝马斯看来，文化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与回应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贝尔对资本主义社会分裂的描述具备某种程度上的真实性，但我们不能因为当代社会存在着各种由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就得出现代性早已穷途末路的结论，进而宣称现代性所裹挟的“信仰危机”只能通过复归传统文化或宗教文化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贝尔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其新保守主义立场中所存在的理论局限性，“将合法性的危机简单地归因于这样一种文化：对传统习俗、经济与政治之合理性日常生活的制度投以日益严重的敌对态度。这并没有使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分离得到解释”。哈贝马斯注意到，在研究和反思文化现代性的过程中，贝尔重点分析了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Modernism）。从艺术视角来看，“现代主义”通过各种艺术想象的创作方式，恰当表达了现代人试图冲破各种传统重压的情感诉求，客观上体现了现代性的内在要求。
然而，贝尔始终受困于其所偏爱的传统精英生活方式，因而只将研究视角停留在“拒斥传统成就的规范化的颠覆性力量上，没有看到如下内容：美学家对善、实用性或真实性的中立化（即对所有美学形式的反抗）只是这种价值领域的一种激进样式的特殊化和具体化而已”。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贝尔对“现代性”的剖析，实质上是一种对“文化”的虚假否定。现代性事业，不是一个“恢复信仰”的宗教问题，而是需要依据18世纪以来启蒙哲学家所阐述的方案，合理地组织日常社会生活。哈贝马斯警醒读者，“只有当我们不再像通常那样关注艺术本身时，我所说的那种‘现代性事业’才能显出清晰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