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贾大山小说的《村戏》，用最不商业的方式讲述一出“花生惨剧”(6)

这群演员平均年龄四十岁，对于三四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记忆稀薄。“怎么会这样？”他们的教戏师傅是当地很受观众尊重的老艺术家，和他们朝夕相处，待他们如师如父，这么多年从未讲过四五十年前的往事。“那天老师在窑洞里和他们讲，有三次都讲不下去，眼泪止不住往下流。他们团里最老的演员从窑洞里头溜出来，被剧组的人碰上，问他怎么不进去听，他说他头皮都快炸了，听不了。”
“中国人有句老话，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我们经历过的，就不要把坏影响带给下一代，他们会有更美好的未来，所以长辈会有默契地不提及。这三四十年，大家一直是这个心态。这包袱太沉了，我先扔了，美丽新生活在眼前，生活这么绚丽，别人早奔过去了，我可不能拉下，那我可不就得卸下包袱全力狂奔，把疯子甩到精神病院里去。”
在《村戏》的一场放映后，电影学者戴锦华向导演郑大圣提出了一个技术性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浅焦镜头。浅焦镜头拍摄出来的画面近景非常清晰，远景很模糊，看不清楚。《村戏》中有大量这样的镜头存在，这让她产生了观看的焦虑。郑大圣的作品影像向来考究，但浅焦镜头的选择却出于即时的判断。“我自己很难去给这个做法找一个理论的解释，我不自知地想要那样一个画面，摄影师问一定要这么拍吗，我说是的，就这样拍。”
他后来才意识到如此拍摄的原因，在他的记忆中，历史就是这样模糊，越往纵深处的历史就越模糊，面目不清，像蒙上了一次迷雾。“影影绰绰，是一种若有似无不确定的整体印象。我生于六0尾，七十年代初刚开始有记忆，我对我们出生前的五六年的事情知道一些，但也没那么多，再往前就只知道几个关键词，具体发生了什么就更加模糊，再往前，那就是不知道，道听途说揣度的。”电影中回忆部分的彩色片段，只有饱和度极高的草绿色和鲜红色两种颜色，也源于郑大圣对那个年代的记忆。
关于“不知道”的焦虑始终困扰着郑大圣，这也成为他要拍摄《村戏》的最朴素的动机之一，他想拍那些不应该被忘却的历史和故事。“一段历史只要几代人的共谋就可以被抹掉，一开始是心照不宣，后来是假装不知道，再后来就是真的不存在，万一碰上了类似的情况，没有常识性的理性准备。”这就像电影里的村民们，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过去发生些什么，但脸上却什么都看不出来，对不堪的往事绝口不提。
他进而提到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的“平庸之恶”：“从当时在学术界的轩然大波到今天能够进入公民的常识，当中也差不过半个世纪。建立起一个理性常识和抹掉一个共同经验所要耗费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