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迷途(6)

这也是国家利益。小布什时期反恐是国家利益，为了赢得中国的支持，小布什联合克林顿说服了华盛顿鹰派，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特朗普认为，中国入世及与中美贸易，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如今，拜登对华政策会有哪些改变，能否扭转中美关系？这是彼岸民众颇为关心的。
中文网络上的分析几乎出奇一致，拜登上台中美关系会缓和，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抑制或打压战略不会发生改变。
这种分析并不准确。如今，特朗普的支持者和拜登的支持者，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发生了根本性分歧。特朗普为了获取更多支持，将中美矛盾上升到国家利益的“政治正确”层面。拜登则批判特朗普刻意制造对立，认为“中国只是竞争对手，俄罗斯才是敌人”。
拜登执政对俄罗斯是不利的，但对中国的政策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但有两点需注意：一是嘴上依然会叫得凶，叫给选民听；二是中美会在过去的框架下，如世贸组织下进行协商，改变一些规则。
有人问，难道拜登敢冒违背国家利益、政治正确以及选民意志的风险吗？
当然不会。但问题是，如今的美国，在“国家利益”上无法达成共识。美国的斗争性政治正在趋于恶化，政治自利没能创造公共利益，反而在破坏国家利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斯密的自利原则并不完美，忽视了关键的一点——制度。政治学上说是公平正义的制度，经济学上说是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的制度。
经济学家一直将制度界定为外生变量，无制度环境依然可达成帕累托最优。其实，在没有制度保护的自由市场中，自利之花不可能开出公共利益之果。相反，自利定然纵容机会主义，引发外部性——污染、冲突、战争及公地悲剧。
所以，制度是内生的，好的制度增进效率，坏的制度破坏效率。什么是好的制度？那就是公平正义的制度。
后来，科斯提出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只要交易费用为零，产权制度确立，自由交易自然可达成帕累托最优。后来，科斯的继承者们（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条件下继续拓展，更加强化了各类经济组织及制度在促进经济效率方面的重要性。
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完全接受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原因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很多理论无法实证，诺斯等采取的历史主义方法论。这是主流经济学家最为反对的。换言之，他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缺乏科学性。
所以，时至今日，主流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以及共和党秉持的自由主义在无制度框架下“裸奔”。至少，他们没有建立包含制度内生性在内的完整的自由理论。同时，又表现出一副精英主义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