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迷途(10)

这群既得势力是信用货币及金融全球化的制度性漏洞的大赢家，他们不可能改变现有的全球化秩序。拜登和民主党建制派一定会固守原有的秩序。
但是，既得利益者的对立面就是受害者，他们是美国中产、工人、本土企业家、白人。这股势力，目前的力量也非常的强大，他们试图破坏既得势力的货币“便车”以及全球化利益链。特朗普主义以及本土白人堂吉诃德式的攻击，只是改变的第一步，但仅此是不够的。
很多人在思考特朗普是否有翻盘的可能。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最高法院介入。但是，最高法院介入的可能性极低。最高法院是宪政的守卫者和最终仲裁者，但是一般不介入大选。因为一方面怕破坏三权分立，另一方面忌惮于掀开既得势力的面纱，触发不可收拾的社会运动。
当今美国的冲突，并不是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冲突，而是特朗普集团与反特朗普集团之间的斗争，旧秩序破坏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斗争。旧秩序破坏者，可能有建设者，也可能有纯破坏者，更多的可能是自我利益的角逐者。如果不堵住这两大制度漏洞，自我利益角逐者也可能加入搭便车行列。
美国如何才能重回宪政的正轨？
大选期间，不少学者在取笑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福山在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于最后的人》中指出，随着苏联倒台，意识形态斗争的帷幕降下。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将是最后的历史【6】。
有人说，美国需要重新唤起开国者们的智慧。但是，开国者的智慧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道德家赋予的，而是智慧与危机感的叠加催生的。
阿克顿勋爵曾经说过：“每个时代，自由都面临着四大挑战：强人对权力集中的渴望，穷人对财富不均的怨恨，无知者对乌托邦的向往，无信仰者将自由和放纵混为一谈。”
这句话在右派意识形态中广为传颂，但这恰恰体现了精英的傲慢。其实，这四大挑战的思想源泉，既有左派的激进主义，也有哈耶克所说的理性的自负。这种理性的自负在共和党中既表现在学者的唯科学主义——缺乏对制度内生性的接纳，又体现在政治家缺乏灵活的领导艺术。
凯恩斯，作为经济学家是失败的，但作为政治学家或政治家是成功的。经历了一战，凯恩斯在其《和平的经济后果》中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危机预言一一成真。正是这种危机感才驱使凯恩斯抛弃了英国的精英传统。他的理论及政治行动，促使大萧条下的强人、穷人、无知者和无信仰者没有集体倒向纳粹主义。
当然，没有人是“天选之子”，被赋予家国天下的使命。唯有共存危机促使个人自利形成最大公约数，才符合演变路径。美国开国者的智慧在于，在危机感（英国殖民统治）的驱使下，他们既知道什么是正确道路，更懂得如何在斗争与妥协中走向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