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纪录片里的2021：被复写的浪潮与现实(5)

时间顺延到1970年，大卫·鲍伊带着《出卖世界的男人》专辑来到美国，当时，这张专辑并没有受到太多追捧，他要争取更多的电台播放和杂志采访，可初入美国的大卫·鲍伊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并不是音乐。当他穿着一套连衣裙，背着女士挎包走出机场时，美国媒体形容大卫·鲍伊：一个漂亮的怪人。

大卫·鲍伊
大卫·鲍伊的回忆里，在1971年之前，他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大卫·鲍伊，他是从1971年才确立了自己的风格。这一年有两件事给了他明确的提示，首先他在朋友的引荐下参观了安迪·沃霍尔的“工厂”，认识了卢·里德、伊基·波普，鲍勃·迪伦等年轻的音乐家，他被这些人先锋的作品与亡命徒的气质所吸引。在他那首《安迪·沃霍尔》的歌里，他写了这样的歌词，“我想建造一个美术馆，陈列这里的所有人”。另一件影响大卫·鲍伊的事是导演库布里克上映了《发条橙》，电影里散漫的虚无、消极、暴力和科技感都令他着迷，这些特质也是大卫·鲍伊在此后很长时间的创作主题。不过在当时，这些风格并没有被当作经验总结。唯一的价值是作为大卫·鲍伊创作的原点，“我没有想过成为摇滚明星，我只是觉得时代欠缺了点儿什么，我得做些自己的事情”。
确立自己美学风格的大卫·鲍伊并不是1971年的主流人物。这一年，制造连环杀人案的曼森和曼森家族四位成员被正式宣判，震惊司法界与整个好莱坞的案件尘埃落定，主流社会对嬉皮士生活的厌恶随之达到了顶点。与此同时，美国越战军官因为杀害无辜被判刑，斯坦福启动了争议巨大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几个事件交错在一起，让1971年充斥着无数反对的声音。人们认为，如果迷信或崇拜权威，一定会做出可怕的事情。
在这种动荡之中，曾被嬉皮士文化代替的保守派文化，有了重新占据主流的势头，这是当时年轻人更无法接受的现实，因此，不同圈层的年轻人都在迫切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