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品中的“风”：如何被塑造成了一个看不透的谜？(7)

梭罗（《风的历史》内页插图）
让我们回到感知力和风紧密结合的表现形式。早在17世纪（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德·塞维尼夫人（Mmede Sévigné）就表露出了对风雨异常敏锐的情绪，一想到她的女儿德·格里南夫人（Mmede Grignan）正面临着“将会把她吹倒、令她死去的残暴的南风”就感到惴惴不安。她说她讨厌布列塔尼地区的那些强风和冷风。“它们会干扰我的健康”，她在1689年7月13日写道，“尤其是会令我无故悲伤”。
《新爱洛伊斯》的读者应该记得卢梭曾无数次描写过的“塞沙尔风”，在圣普勒（Saint-Preux）看来，塞沙尔风扼杀了自然。这是一种昼间的热风，是莱芒湖（日内瓦湖）特有的一种风，从东或东北方吹来。但是，阿努什卡·瓦萨克（Anouchka Vasak）指出，“卢梭在气象现实（也就是外在世界）和主体的清晰意识之间划下了一条鸿沟”。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第一个提出“心灵晴雨表”的作家，并没有走得更远、未能揭示上文提到的“天气与敏感内心”的全部特征。
这一点在上面儒伯特关于风弦琴的手稿中体现得清清楚楚。他梦想着“在空气中”“甚至在天空中写作”。他非常关注雨天和晴天，对气压格外敏感，这一点在他的写作中表露无遗，“其中的主要原则就是不连贯、不连续、时起时停”，也就是说，他的写作也遵循了风的模式。
不久之前我详细分析了“海滩”主题背后的神学基础。首先把对风的感知引入社会现象领域的罗素（Russel）博士，正是受到了自然神学的引导和影响：如果说暴风雨通过带动所经之处的水体上方的天气而改良空气，达到空气的净化和更新，“那么海风就是上帝专门创造出来……不仅为了推动船只”，更重要的是“为了确保水域的净化”。就这样，人们摆脱了对大海的古老想象，也摆脱了风神和水神的作用。不过，对于这个时代的旅行家尤其是对英国人来说，两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崇尚远游求知，渴望去意大利亲身阅读伟大的古代典籍。例如，《埃涅阿斯纪》中描述的暴风雨是至关重要的。
启蒙运动的中期，社会精英们
重新建立与自然的联系
因此，这一时期关于风的情绪是由相互矛盾的因素决定的：自然神学和经典记忆；也不要忘了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和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的崇高原则，以及对暴风雨的进一步分类命名（更晚一些）。再补充一点，早在17世纪，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就推荐户外活动疗法来治疗忧郁。在启蒙运动的中期，社会精英们期待着平静的大海带走他们的焦虑，重新建立与自然的联系，以弥补文明带来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