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回顾他的一生，回顾一个时代(22)

学校的形式是跟着整个社会的形势一起变动的。在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学校的风气也很正常，师生关系和谐，同学关系和谐，自由讨论，甚至因某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会伤和气。在我们年级中，没有发现过有人抓辫子，打小报告，诬告或故意上纲上线等情况。老师认真讲课，总想把自己多年来读书、研究的心得体会告诉学生。老师对学生，重在启迪，也容许同学有不同意见，哪怕是不同意教师的观点。从来不曾发生过批判老师封、资、修的思想，或老师认为某个学生“思想有问题”的事件。这和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整个60年代内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年级学生之间的相互切磋是一种风气，像会计学、统计学、工业成本与核算等课程都有作业，外语课也有翻译之类的作业，宿舍很挤（我读大学三年级以后，终算盖成了新学生宿舍楼，四个人一间，只有两张小书桌，而在这以前是大宿舍，一个房间住二十多人），所以同学们都挤图书馆，一吃完晚饭，就到图书馆去抢座位了。当时系里提出“不要让一个掉队”，所以大家一起往图书馆走，做习题时相互帮助。当时的考试是口试为主，进考场前先抽签抓题目，在预备室内准备十多分钟，等前面一位同学口试完了，再进场面试。先考完的同学都聚在门外，一个同学一口试完，刚出考场就有一些同学马上围上来，问这问那，或安慰，或祝贺。这种氛围也许只有我上大学二、三、四年级才有，后来再也见不着了。
学生组成的研究小组也很活跃。在上《资本论》课时，学生组成了资本论研究小组。上国民经济计划课时，我被推举为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的组长。我除了参加资本论研究小组、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之外，还参加了统计学研究小组。不过统计学研究小组没有什么活动，因为作业太重，作习题很浪费时间，哪里说得上什么研究、探讨呢？教《资本论》课的老师是江诗永（可惜他很早就去世了），他经常来指导，我也在小组会上发过言。我谈的学习体会是：要结合经济学说史的学习来研究《资本论》观点之间的关系。江诗永老师觉得我的体会有道理，还在课堂上表扬过我。
在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我和其他一些同学都认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投资和消费的相互推动的内在机制值得探讨。后来，张友仁先生知道了，同我谈过，让我在教师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件事使我深受鼓舞。可惜，从1957年以后再也看不到诸如此类的学生研究活动了。
在大学四年级，我开始对俄国19世纪中叶的农奴制改革、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农民社会主义学说、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理论感兴趣，因为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费拉托娃著《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一书（合译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赵辉杰，译者署名季谦，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四年级时正在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此书于195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仍是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赵辉杰合译，当时他是研究生，出版时，译者还是用季谦署名）。这样，我对俄国经济史中有关这个问题产生兴趣是很自然的。张友仁先生又让我就这个问题在经济系教师讨论会上谈谈自己的心得。这同样是一次锻炼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