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逝世：回顾他的一生，回顾一个时代(23)

今天回想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大学兼有北大悠久的重民主、重科学的传统，又有解放后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些新特点。重要的是：那时的政治课学习，着重于启迪和引导，而不在于刻板地、硬性地灌输某一种思想。启迪和引导有利于调动每一个教师的积极性和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当时都能从解放前后的对比、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对比中受到教育，大家都关心国家的建设，关心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是多么重要的学习积极性的根源啊！当时大家都有投身于祖国建设，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愿望。这种精神在建国初期是非常突出的。只有当时生活在大学生中间的人才能深刻地懂得这一点。可惜那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并不了解建国初期大学生的思想，不了解高等学校教师们的心情，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致从肃反、反右、反右倾起，对大学生和教师的情况一直是错误分析、错误地下结论。
结果，建国初期存在于大学生和教师中的热情消失了。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给全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是何等沉重的教训！今天在回顾建国初期的大学生时期时，我作为当时的大学生，感触尤深。在纪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0周年院庆之际，我写下这段文字，留给后人做参考吧！
04、北京大学图书馆：知识宝库
北京大学迁至燕园，这里风景秀丽，水塔照影，湖畔柳岸成荫，岛亭、小山、临湖轩、再加上办公楼前的草坪、华表、小桥流水，的确是吸引学生每日清晨到这里来学习的地方。但最能吸引学生的，除了在教室上课时能聆听名师授课外，还有一处，就是藏书丰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我读大学时，现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还不存在，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落成使用的。迁到西郊后，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就设在原燕京大学图书馆旧址，在办公楼南面，现在被称为“老馆”。那时大学生晚自习抢位子的，就在那里。
在城里读一年级时，我主要在沙滩北楼法学院图书室借书、看书。院系调整后，法学院解散了，法学院图书馆也不存在了。所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我课后常去的地方。北京大学图书馆那时的面积不大，十分拥挤，工具书又不开架，用起来不方便。好在我因为常去图书馆，同两位管理图书的老师（一位是男的，我们称他为张老师，另一位是女的，我们称她为邬老师）搞熟了，他们同意我到馆内书库里查看工具书。这是给教师的待遇，我作为大学生能有这项“特权”，至今仍感谢他们两人。在翻译《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时，由于有些俄语词条（特别是人名、官职名称）找不到参考书，后来进入书库，找到沙俄时期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才查到。所以北京大学图书馆确实是知识宝库，关键在于读者会不会使用这些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