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社会学家戈夫曼眼中的美国警察与黑人社区｜正午书架(7)

社会学家大卫·加兰德（David Garland）曾经将此现象称为大众收监（mass imprisonment），即入狱的水平明显地高于历史上的和可比较的尺度，并且集中在了人口的特定群体之上，这样便是“不见犯罪者个人锒铛入狱，而变成整个人群的系统性入狱”。
在大众的想象中，在逃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最想通缉”名单上的那些非同寻常的罪犯的状态。逃犯便是动作电影或传说中出现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美国严厉打击犯罪的政策使得贫穷的和被隔离的黑人社区成为警力高度集中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在使用假名，小心地提防着他人，并担心他们最亲近的人可能会把他们送到警察手中。
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工作，虽然花费了部分时间尽力寻找工作，却仍然无法获得最廉价的兼职工作。一些人被断断续续地卷入有风险但获利快的毒品贸易中，倒卖少量甚至有时是大量的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他们偶尔会挨饿，睡在遭废弃的小汽车或者邻居未建好的地下室中。
在第六街区附近，年轻人弱势的法律地位使得基本的工作、朋友和家庭制度都转变成了诱捕之网。医院成了危险地带，工作场所也是一样。他们母亲的家变成最新的已知的地址——警察首先会搜寻的地方。由于警察会通过他们熟知的地址、账单和通话记录来跟踪他们，然后把他们包围在医院、工作地点或家庭聚会之处，他们学会了采用一种秘密和规避的生活方式，并把与他们最亲近的人看作潜在的告密者。只要一个人可能被监禁，那么逃出监狱，正常参与家庭生活、工作和交友就变成了矛盾的目标——任何一项都减少了他实现另一项的可能性。
监狱的威胁以及警察的大量出现，还有法院的存在，都通过多种微妙的方式渗透到整个社会的组织中，改变了现存的爱与承诺，并创造出一种新的道德框架，借此而刻画出居民的认同和相互关系。人们通过拒绝告诉警察他们朋友的去处，或者给一个在法律上受到通缉的侄子提供几晚沙发床来表达忠诚。那些标志着一个人通过了刑事司法体系的事件——他第一次坐牢，第一次交保释金，第一次被判刑——变成了实际上的仪式过程以及集体性事件。监狱也能为那些勇敢而忠诚的人创造机遇：通过保护别人不遭到逮捕，人们为他们自己做出了可敬与正派的辩解，并表明了他们对于他人的承诺的力量。
从第六街区居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对警察的不信任和愤怒是可以理解的。警察（加上法庭、拘留所以及监狱）不但没有解决犯罪和暴力的突出问题，反而在他们已经面临的问题之上又增添了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