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去工作周游世界，当代“精神游牧民族”的异想天地(11)

在这本书里，我大概只写了十分之一我接触过的人。因为很多人在聊过之后，我发现很难进行有效交流。我要找的也并不仅仅是有故事的人，这个人的故事还要能反映出这个国家的一些侧面。这也要看运气。
与当地人的相遇和碰撞是搜索不出来的
新京报：在各种旅行资讯、历史资料等都高度发达，交通也十分便利的时代，你觉得旅行文学给读者所带来的独特性是什么？
刘子超：我们现在去哪里都特别容易，资讯也变得发达。但是实际上，我们对那些地方的认知并没有因此变得容易。在古代，旅行比较困难，去一个地方可能要花半年准备。玄奘去印度是发了誓的，因为很可能走不到，还把命搭进去。所以，古人虽然没有如今的资讯，但他们的求知欲比现代人更强烈。
过去的旅行文学中，很大一部分是写的事实，是考察记录，是文献资料，是情报。现在的旅行文学就不是这样，因为资讯是很容易在网上搜到的，搜不到的是你与当地人的相遇和碰撞，是一个地方的人心。

通往咸海的道路。刘子超摄
新京报：你说过去只有西方作家才有权利写别的地方的经验，他们往往带着某种西方视角来书写，你会带着中国视角去写其他地方的经验吗？根据你的理解，这种中国视角是一种什么样的视角？或者应该是一种怎么样的视角？
刘子超：我肯定会带着中国的视角，这就是我去旅行和写作的目的。如果说中国日后会成为一个全球性国家，那它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应该身体力行地对世界进行观察和反思吧？没有这些观察和反思形成的厚重积累，怎么能成为一个全球性国家呢？
对我来说，中国视角肯定不是民粹的视角、义和团的视角，而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在这片土地出生长大、接受教育（包括学校教育，更包括自我教育）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看待世界的眼光。它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底，也有西方文化的浸润。我希望它是开放的、宽容的、人道的、有共情的，就像历史上经过几百年的融合，中国文化终于将佛教文化内化后的那种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