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去工作周游世界，当代“精神游牧民族”的异想天地(12)

做“当代游牧民族”，要学会“断舍离”
新京报：你在书里说自己是当代的“游牧民族”，请问该怎么理解这个意象？
刘子超：我觉得有固定职业的人就像农耕民族，朝九晚五，旱涝保收，比较稳定，但不自由。而我这几年的生活方式更像是游牧民族，自由但没有保障，自食其力，冷暖自知。为了靠写作活下来，我做过“断舍离”，放弃了很多东西。游牧民族也是如此，他们总在移动，因此不可能带着很多东西，只能带那些最重要的上路。他们的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游荡，而是有方向的，从夏牧场到冬牧场，我的旅行也渐渐变得有目的性。与古代游牧民族不同的是，我多了一个手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还能与世界保持连接，所以我开玩笑说自己是“当代游牧民族”。

荒凉的咸海边。刘子超摄
新京报：在你进入“失重的状态”之前，就已经规划好要写旅行文学了吗？
刘子超：2016年，我决定当自由作家，之前只写过一本书。那本书是一种自发性的写作，并不是有意规划的。但到这本《失落的卫星》时，我就开始比较有自觉了。一开始就规划好要写这本书，然后，带着写书的想法去中亚旅行。
新京报：有评论说你是“中国的何伟”，你怎么看待这个称号？
刘子超：我觉得大家这么说，肯定是对我的赞扬，但最好别让何伟知道……其实，我们这一代记者或记者出身的作家，或多或少都受到过何伟的影响。何伟的共情能力、观察力令人钦佩。他写一个地方时，总是写当地的普通人，细致入微地观察他们。这一点我认同而且欣赏。
这个称号可能作为宣传的噱头蛮好的，但我自己不会这么说。成为“中国的何伟”很好，但我也想成为中国的奈保尔、海明威或者布鲁斯·查特文。
新京报：你做记者的经历对你的写作方式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子超：我当了将近10年记者，有很多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跟纯写小说出身的作家有很大不同。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做了许多年，关注人物的命运，通过人物来打量时代，这些方法论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海明威说，想当作家的话，当几年记者挺好的。我就是听了这话后才当记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