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去工作周游世界，当代“精神游牧民族”的异想天地(9)

刘子超：在这本书里，我会有意识地去找人。许多看似偶然的相遇，实际上背后付出了艰辛。就像你在溪水里钓鱼，鱼咬钩是随机的，但也跟你在哪里下杆有关系。
我渐渐把旅行变成了一种方法，让人物浮现出来，旅行反而退到后面。我想写的是这些人的生存经验，呈现一个地方的人心。要了解历史，你可以在家里看书，而人心只有去了那里才能捕捉。如果旅行文学不能与人相遇，那就是失败的。在前两本书中，会有更多即兴的成分，随机去发现和捕捉。这本书虽然也有很多即兴，但有时为了找到人，也真是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布哈拉，老城内的居民。刘子超摄
新京报：有的旅行文学更专注于过去，有的更关注现实；有的更关注风景，有的更关注人物。在《失落的卫星》里，你似乎更关注当下的人物，一窥当地的社会风土。这使得这本书有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色彩，也让这本书更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而你以前的书的“私人性”会多一点。你怎么看待旅行文学中的“私人性”和“公共性”问题？
刘子超：这要看作家的风格。我不能说“私人性”不好而“公共性”好。对我来说，在这本书里面，“公共性”的部分比较重要，是因为这些人的故事太有历史感和现实感了。如果不突出“公共性”，这些人物就被浪费了。
新京报：以前有评论说你会“掉书袋”，知识的堆砌较多。但是，在这本书里，我觉得“掉书袋”（比如有关那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学）的地方比以前少了。这是因为大家对中亚的知识相对欧洲等地方较少吗？还是你改变了策略，更关注当地日常生活的缝隙和边缘族群的生活？
刘子超：以前写东西可能会有一点炫耀的成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变得更平和了。我看了很多书和资料，它们帮助我去理解中亚，但我不想用一种显眼的方式把它们抖落出来。罗新老师看完这本书后，说我应该多加点注释。因为他能看出来，有些地方来我引了哪些材料，用了哪些典故。
我后来没有加这些注释。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太学术了，容易破坏行文的节奏。另一方面，我认为看不出来并不影响大家的理解。如果有的读者阅读量比较大，在书里发现了什么，会心一笑就可以了。我在书后列的书单也不长，选的都是一些好读的书，像巴托尔德写的非常晦涩的书就没被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