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去工作周游世界，当代“精神游牧民族”的异想天地(8)

在撒马尔罕、布哈拉这样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信仰杂居之地。人们一般只会用突厥人、波斯人来互相区分，或者用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的不同派别来互相区分，要不就是用撒马尔罕人、布哈拉人这样的地理概念来区分。不会有人说，“我是乌兹别克人”，“我是塔吉克人”。现在基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是近一百年来才慢慢被建构起来的。

希瓦，集市里的小贩。刘子超摄
苏联解体后，每个国家都要加强自己的民族认同。这就要从建构自己的民族神话、民族英雄和民族历史开始，所谓建国“三件套”。这就造成了很多的麻烦和冲突，甚至与史实不符的地方。
现在这些国家之间，不时爆发族群间的摩擦冲突，边境线互相缠绕，像一笔糊涂账，还有飞地散落其间。这一点，当你在中亚旅行时，会感觉特别明显。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况，就发现这是同被建构出来的族群认同和边境线的划分有关的。
新京报：你觉得中亚之行，对你理解历史的潮流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刘子超：这本书写了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像失落的卫星一样的寻觅状态。未来这个地区会是什么样子，我在书里有过观察和思考。我觉得中国在中亚的意义会越来越重要，会改变这里的引力。如今，这个进程只是刚刚开始。

瓦罕山谷，兰加尔的瓦罕女孩。刘子超摄
旅行作为一种方法，要呈现一个地方的人心
新京报：从《午夜降临前抵达》到《沿着季风的方向》，再到《失落的卫星》，有评论说你的《失落的卫星》摆脱了之前的游记风，对这个文体的把控更加驾轻就熟。我觉得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对人物的叙述描写部分会更多、更深入。你怎么看待这本书和此前作品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