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与儒生：明清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抵制(10)

第二个记载则更为生动。

光绪［1875—1909］六年，南丰吴惠善为监督。其人好示威。一如往日之学司，接任之后，即召各生到华盛顿使署中教训。各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礼。监督僚友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
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但无敢言者，独容闳力争无效，卒至光绪七年，遂将留学生一律撤回。
这些儒生的恐惧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些青年人在美国逗留越久，就会越不尊重他们。所以：
当留学生初回国时，他们所受待遇，就好像由于他们去美国的长期居留，已使他们不适于为祖国服务。组成官吏阶层的儒生，认为他们不过稍强于苦力而已。平等地对待他们是不可想象的。……他们中只有少数人终于升上了重要的职位；以官阶而论，绝大多数人一直是官卑职小。……
对于这批所受教育和形成观念与儒家学者的传统理想迥异的留学生，官吏阶层一直抱有敌意。事实上，赴美教育使团的留学生回国时遭遇的困难，反映了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作出的首批反应。拉法尔格：《中国的首批百人留学生》，第1章，14～15页。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不过，尽管统治阶级可以抑制这批青年人的上升，却难以抵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1884年至1895年间，中国经历了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两次俱遭败北。这便激起了另一次洋务运动的浪潮。这个时期的领袖人物是张之洞，他已认识到变革势在必行。在他的庇护和鼓励下，数万学生东渡日本求学。可不幸的是，他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过于根深蒂固，无法根除。这就是他为什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著名口号的原因。换句话说，他想利用西方科学技术来延续他在其中具有大量既得利益的中国社会制度的寿命，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其父为贵州巡抚，其堂兄高中状元。1863年，张之洞参加科考，名列进士一甲，使其仕途一帆风顺。
所有这一切，使得张家一时声威卓著。全面的变革对他意味着失去太多太多。所以1898年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帮助下立宪维新时，尽管张之洞希望实现现代化，可他还是退缩了，转而支持保守的慈禧太后，又一次重大的、雄心勃勃的变革努力在百日之内失败了。两年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变革的必要性日益明朗，经过多次犹豫和无数争辩，古老的儒学科举制度终于在1905年被废除，开始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但儒家经典仍是新式学堂的必读之书。
随着清朝覆灭和辛亥革命的胜利，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形式上宣告结束。但是，真正的反儒学运动，直到肇始于1917年胡适、陈独秀领导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之时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