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22)

纪录片《女人》剧照。
同时仍必须提及和反思的是，在学术场域当中，如果说我们并不需要一种独属于女性的传统与规范，那么我们是否还在不自觉沿袭着男性所开启的学术规范，比如说理性、客观、科学性？坦率地说，我此生的最大任性，是坚持着自己的游戏，坚持自己对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有代价，甚至惨痛，但我让自己“输得起”。
女性，作为社会公共场域中的新角色，我们一边在介入中寻找和创造新的文化模板，一边要面对的是后冷战、后革命时代社会文化趋向的整体的逆转或直呼反动。记得一次我对世纪之交的北美学术界的现场观察。在彼地的PC/政治正确逻辑看似如此强势、如此持久之后，美国学界仍是白男人占据压倒多数。我出席的一次教授会上，一位国际知名的女性主义女教授退休，讨论后继者人选时，一个男教授公然赤裸地提议：能否不找女教授，能不能选择非女性主义者？实在受够了。——而这是一所以激进、政治正确著称的大学和科系。
新京报：对于中国的学术界，你有相关的观察吗？
戴锦华：在中国的学术界，我的观察是，随着人文学科地位的整体下降，女学生的比例持续大幅提高，而女教授的比例却没有对应的增长。青年女性学者的工作与生存状态相较于替代男性，也远为艰难。这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趋向有关，但我仍相信，它也只能经由女性自身的努力和成就来改变。
新京报：所以其实我们不用期待一个女性的学术传统，我们期待的是对于男性主导的学术系统的反思与改变。
戴锦华：是的。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也想再补充一些经验性的体认。从1993年到现在，我在北大工作近三十年了。在北大的全部学术生涯当中，我始终极大地受益于长辈、同代的女性学者的庇护、提携，我得以任情任性地工作和生活，在很大程度得自他们的庇护、支持与认可。
最近一些事件和机遇，使我与北大的优秀女学者相聚，那些快乐的、互认的时光令我梦想某种实践姐妹情谊的知识共同体。它事实上存在于我的生命中，我也梦想它最终构成某种结构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