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24)

电影《爱情神话》剧照。
在世界范围之内，我们可以看到，始自J.K.罗琳、吸血鬼女巫团、韩国的女性编剧群体，从另一线索上看，则是始自日本家庭主妇的同人创作，姑且不展开近来女导演对国际重要电影奖项的包揽——女性在流行文化的生产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位置。这是一个女性文化崛起的年代，还是平等之路上的一次曲折？事实上，世纪之交的数十年内，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家庭主妇成为流行文化生产中的明星角色，这一文化现象并非个案。稍作细查，可以发现这一现象背后的确是世界性的性别结构的演变与曲折：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女性终于得以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大学毕业后多数女性却因为婚姻与家庭的社会构成与经济结构延续了成为家庭主妇的社会宿命，其教养、文化程度与其社会角色的不对称，最终造就了这一文化生产群体的“浮出历史地表”。这显然不是简单地用进步/倒退、解放/奴役的逻辑所可以概说的。
需要赘言的是，当女性议题凸显于公共论域，我们必须问，这里的女性议题，是具有代表性的性别遭遇，还是只某一特定阶层、特定区域的女性议题？因为女性是人类的半数。在流行文化场域中引人瞩目的“女性向”的弥散，在何种意义上是大众文化的演变，抑或是新的分众文化的形成？除了性别战争的形态，女性主义的前沿议题与实践有哪些可能性的形式与资源性价值？
我自己的诉求或曰梦想是，女性，这一个在历史与现实中高度内在与秩序又深遭放逐、迫害和压抑的群体经验，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能成为世界上种种弱势群体互识、连接的开始？女性的声音如何能成为这世界上被剥夺的人们的多声部之一？

纪录片《推翻罗诉韦德案》剧照。
新京报：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等作品中，你曾系统梳理过“女性写作”在现当代中国的发展脉络与它所遭遇的困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女性作家的写作经历了一个从有意无意地否定自己的性别身份、忽略自己的性别经验到开始有意识地呈现性别经验、建构女性视角的曲折历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关于女性的话语与女性的社会及个人生存始终是一片‘雾中风景’”。你如何理解在这一阶段，文学从性别的试验田走向失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