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26)

同时，借助95世妇会的召开中国的性别研究经历了一次快速的学科化过程，女性议题被组织在女性学、女性研究、妇女史的学科和项目之中，因此而获得易于辨识的显影。
如果说，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妇女的性别渐次成为某种社会文化与自觉，女性文学因此获得了鲜明及可辨识的性别维度与差异性特征，那么，女性整体的社会地位与权利却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过程中经历着或快或缓的坠落。多少有些反讽的是，女性整体的社会生存状态与女性的性别意识及自觉再度朝相反方向背离。

《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戴锦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我个人不认同女性书写经历整体性失落的结论。尤其是当我们将以网络为介质的女性书写纳入观察视野的话。只是我们必须再度提出那个句套子：当我们谈论女性文学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个人倒是趣味盎然地瞩目于以网络为介质的女性书写及多种文化衍生物所呈现出的我称之为“性别混响”的文化表征与现象，关注为新媒介改变的社会生产方式与劳动力组织形态如何在强化本质化的性别秩序的同时，令性别演化为某种cosplay/角色扮演式的存在。变化正在发生，尽管与我们曾经的预期不甚相符。

新京报：相较于当时，今天的“女性写作”或者更广泛的女性创作处于怎样的发展状态？
戴锦华：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们并没有生产出一种新的性别文化的模板，我们的突围继续遭遇着更多重的陷落。表象意义上的变化无法令我感到心安。因为我期待的，是社会平等的实践，是差异的尊重，而并非女性为主体或主导下的对父权、男权逻辑的复制。所以我无法简单认同所谓“大女主”式的流行文本，其基本特征是一个强悍的、掌控的、统治或驾驭的女性角色，而不曾展示其性别身份与生命经验如何内在地改变了掌控的逻辑。强悍的仍然是父权的逻辑。在《浮出历史地表》中我们曾把这类角色称为“代行父权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