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27)

我同样无法简单地以女性欲望的正义性之名，认同将男性形象、身体置于凝视/物化之间的“变化”。反转了的，只是性别身份间的位置，而非将人异化、物化的男权暴力逻辑。

电影《一代宗师》剧照。
新京报：前段时间（编者注：采访时间为2021年10月），《人物》的一篇文章《平原上的娜拉》引发舆论热议。这篇文章回访了上世纪80年代《半边天》节目中一位叫作刘小样的女性。在讨论这篇文章时，大家反复提及的是刘小样作为“娜拉”这一现代女性形象在当时的显影。同时，借由刘小样的经历，我们也在反思今天女性的现实境况。我很好奇，你看完这篇文章的感受是什么？你如何看待“刘小样”的故事以及“娜拉出走”的镜中之意？
戴锦华：我阅读过这篇文章，也被深深地触动。但阅读中会感到某种隐隐的疑惑。我感到从昔日的《半边天》对于刘小样的理解和解释到《平原上的娜拉》的写作，我们共同分享了一种认知，即，刘小样是一个被困在了乡村、传统文化、旧式亲属关系之中的女性。这或许可以解释她在乡村社会、婚姻家庭中的经历的不安、躁动，却难于解释她富有才情的写作能力，以及她以如此富于表现力的文字所传达的、精微细腻的内心悸动。换言之，我们先在的、也许未经反身的逻辑仍是现代性范式，一个现代社会妇女解放的路径。因此我们会给出“娜拉”的命名——尽管那是一个150年前的挪威故事，我们会给出一个娜拉出走的解决方案。
然而，正是在《平原上的娜拉》的写作者笔下，我读到了娜拉所不具的刘小样的独特和奇异。她显然是天才的与对文字拥有特殊敏感的女性——尽管她没有受过系统的或高等的教育，甚至没有更多地接触文学，却能写下如此动人的表述。在我的阅读中，我感到她的故事应该有其他的讲述可能。一个作为差异的个体的奇妙故事。而面对如此特殊的个体，是我们，我们的文化与眼睛限定了我们对她的理解。她的受困感并不出自《玩偶之家》的遭遇，她也经历了出走——外出打工，越走越远，但是她仍没有找到快乐与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