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接受自己，并背负起自己｜女性学者访谈⑦(25)

戴锦华：在我的观察中，这里有一个历史的脉络和历史的规定性前提。20世纪80年代，文学所展露的多重社会功能、文学的轰动效应，例如一篇小说，万民争读，我认为那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中国历史时刻。
此时，在世界范围内，文学就已经不再是突出的大众文化产品或社会的中心热点。可以说，20世纪，电影接替了长篇小说在文化工业中的地位，尔后是电视（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学的石破天惊正是50-70年代社会主义历史的造就。彼时文学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承担着召唤、塑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与新人的历史希冀。因此，会有一次次的全民诗歌运动与全民读书运动的历史时段。
而迸发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这场文学热潮是历史的延伸，也是不无嘲弄的历史的逆转。此间涌现的女作家群，无疑带着未死方生的转折时刻的印痕。女性、女性书写不仅代表着在一个享有政治、法律、经济意义上平等的“半边天”的历史定位与经验，也再度代表着“个人”“权利”的议题出现在社会舞台的前端。我也多次重申，此间feminism（女性主义）之于中国确乎是女性主义而非女权主义，是某种理论，或者说是文化议题。因为彼时我们尚不自觉的是近乎绝对的平等权利的拥有，我们关注的是“男女都一样”的观念与政策下，女性差异性的缺失与抹除。这是我们的有限认知和现实诉求，也一如你的观察，是彼时女性写作的特征与遗憾：颇具前沿性的社会与公共议题，相形之下，则是性别议题自身的不鲜明状态。

《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著，培文 |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令20世纪最后20年女性文学成为突出的文化风景的，并非文学自身，而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和时刻：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以下简称“95世妇会”）在中国召开。这是一个由国际妇女组织、国际NGO、国际基金会支持的大型国际会议，对这次会议的筹备，事实上成了欧美的主导的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国传播，成为国际基金会及国际NGO对中国城乡的全面介入。而与女性文学相关的是，由于95世妇会的承办方是中国政府，同时启动的是我们的社会文化惯例，各大国家出版机构配合组织出版与女性、性别相关的系列丛书。这客观上造成了一次中国女作家的集体登场与成果展示。事实上，这是时代转身之际，两个代际的女性作家群体的相遇，更关注社会议题、相对忽略性别表述的代际，与更关注女性的差异性生存、身体与生命经验的代际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