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大幕拉开(4)

2020年12月31日，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理事长雷志强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缓刑二年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其间不得减刑、假释。
法院审理查明，雷志强于2000年至2017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其子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1亿余元，尚有8200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2020年，安徽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省联社原党委委员、副主任孙斌先后落马。随后，包括阜阳审计中心原副主任汪侠以及蚌埠、凤台、安庆等多地农商行高管被查。
山西省联社也爆出窝案。2020年，原党委书记、理事长崔联会，原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主任邢亮，原党委专职副书记、副理事长王忠泽，原党委副书记王再升被查处。
省联社腐败问题高发频发，充分暴露出其存在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省联社管理体制诞生于2003年的那一轮农信社改革，但在多年发展之后，自身问题也愈发凸显。
作为各省农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省联社兼具行政机关管理职能与市场主体性质的金融机构，履行对市县农信社的管理、指导、协调、服务职能。省联社管人管钱管事，拥有监管权力，却不需要对经营状况完全负责，存在巨大的隐性权力和权责不对等现象。
“成立省联社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下面的行社，把业务做好，效益做好。但事实上，省联社‘管人、管钱、管事儿’的目的是把下面的行社管起来。”王鹏表示，受管理体制和高管产生机制影响，掌握了人事、财权的领导，想插手各农商行的信贷业务也十分便利。
金融腐败又往往与金融风险互为表里、深度交织。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获得的一份地方农信合机构情况调查显示，当地农信合机构金融风险高企、化解困难，当年该市全部农信合机构不良贷款率42.64%，高达87%的农信合机构属于高风险机构和问题投保机构。
调查称，风险形成有明显“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特征，高管尤其“一把手”作为机构管理者和决策者，其履职行为与机构的发展质量关系密不可分，明确管理机制、规范高管行为、靠实高管责任对于农信合机构风险化解和发展意义重大。
“从省到市县，每个农商行都是绝对的一级法人，应该独立主导自身的经营、人事、财务、利润分配。”王鹏说，在农商行纷纷改制到位、经营模式转型的当下，作为特殊历史时期产物的省联社权责，应当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