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德隆：我从来就不是在表演，一直都在做我自己(10)

《克莱因先生》剧照
战后，“冬季自行车馆大逮捕”成了法国人难以面对的一道伤疤，毕竟，参与逮捕行动的大多是法国警察和公务员，直到1995年，法国政府才正式为该事件向受难的犹太人道歉。所以在1970年代，阿兰·德龙率先揭开法国人的伤疤，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我之所以要拍《克莱因先生》，就因为这是一场悲剧，而且又是一个禁忌的话题。谁都不想接手这个项目，但我却很愿意，所以就自己做了制片人，导演约瑟夫·罗西也是我去找来的。说到‘冬季自行车馆大逮捕’，法国人有谁不知道呢？我是1935年出生的，1945年我10岁，我又不是傻子，一切我都看在眼里，我都明白。”
在片中，他饰演的克莱因先生是一位艺术品收藏家，在法国沦陷期间从急于逃难的犹太人手里低价收购了不少艺术珍品。影片开始不久，我们看到他正聚精会神地欣赏着一幅荷兰画家阿德里安·范·奥斯塔德作品。在生活中，阿兰·德龙也是艺术品的热心收藏家。“这是一种本能。我最开始买的都是素描，然后那些素描又带领我去着手收集油画。我对素描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是发端。一开始也没人教过我什么。慢慢的，有些朋友开始给我提供建议。那时候，伦敦和巴黎的所有拍卖会，我一场不落，两头奔波。我喜欢的东西自己会留着，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作品，像西奥多·席里柯、让-弗朗索瓦·米勒、欧仁·德拉克罗瓦这些我都留着。其他的我会卖掉，前不久我刚卖掉伦勃朗·布加蒂的一批铜像，再之前还卖掉过一批现代艺术作品。此外，我还在拍卖会上买入了戴高乐《告法国人民书》的原件，那是出于对他的敬意。
当初听说有人在拍卖这件东西，而且有可能会被南美洲的买家拍走的时候，我脸都白了。我对戴高乐将军很有感情。每年6月18日（即戴高乐做《告法国人民书》演说的那一天，这也被视作法国抵抗纳粹运动的发端），我都会去科隆贝双教堂村瞻仰他的故居。”
谈及制片人的身份，阿兰·德隆表示：“那是因为我没读过几年书，没办法写自己喜欢的故事，所以就只能当制片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