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奏鸣曲》自我价值实现取代母性光辉，人格障碍的心理学解析

1976年1月份，伯格曼经历了人生中最为严重的”逃税风波”，直接被两个便衣警察以偷逃所得税的名义拘捕，原因是伯格曼1970年瑞典公司和瑞士子公司之间有笔50万克朗的交易未交税（该笔费用主要用于支付外籍演员的薪资），虽然随后被特别检察官取消了控诉，只是作为普通的税务纠纷处理，但却给伯格曼身体和心灵造成严重打击，以致于他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在卡洛琳医院的心理诊疗部门接受了长时间的康复治疗。
就在此时，伯格曼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灵感，想要拍摄一部反映母女关系的电影，于是成为了《秋日奏鸣曲》拍摄创作的初衷，而在此之前的《呼喊与细语》在戛纳电影节参展时，瑞典国内最富盛名的好莱坞影星英格丽·褒曼就明确表达过想要和英格玛·伯格曼合作的强烈意愿。两人的英文名字首字母完全相同，本应该心有灵犀互有默契，然而在拍摄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伯格曼厌烦了瑞典的环境移师挪威进行拍摄，另一方面对英格丽·褒曼并不熟络，导致伯格曼在整体掌控上顾此失彼，全部精力放到了“训导”褒曼身上，而在很多方面欠缺指挥，最终影片上映票房和口碑都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原因还在于伯格曼没有勇敢深度挖掘影片更为深刻的内涵，而英格丽·褒曼才华横溢的表演也没有充分为影片增光添彩，不得不说有些遗憾。

《秋日奏鸣曲》整体来说并不算典型意义上的伯格曼作品，反映出伯格曼当时身心俱疲的创作状态，伯格曼更想通过这样一部母女沟通障碍的作品探究他们矛盾的本源，从夫妻关系逐渐过渡到了具体的母女关系，反映出伯格曼在生命最彷徨时期对母亲的无尽思念，尽管影片主题略显悲伤，但其仍然隐含着两代人深深隔膜的深层原因，这种原因自始至终如同一个难题困扰着伯格曼，他并没有给出问题解决的答案，而将解谜的任务留给了观众，启发观众去探究问题产生的本源。
今天，我想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探究下母女关系形成的根源，解析下家庭生活中关系缺位导致的“人格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