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国人的考试成神之路(14)

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能不遗士者，伪也。（《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以，考场之中，考生考得苦，考官也好不到哪里去。任务重、压力大、条件差，有的考官竟至活活累死在考场。明嘉靖时期翰林学士张潮做主考官，“入贡院，三场毕，以病死，舆尸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二）实在是惨。
考试制度一直在不断的演变中，至少在形式上逐渐人性化了。如今高考，几乎全民动员，提供便利，学校还会找来心理师调适学生心理，就连一向严格古板的班主任，也一改常貌，装作与学生打成一片，这都是为了让学生有良好的心理状态。以往的历史中，学生就不这么幸运了，他们常遭遇以吓唬、折磨学生为乐的考官。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在《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一书中就提到：
有些主考官不可否认恐吓、羞辱应试者给他们带来的乐趣，这样做无非是以牺牲应试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展示主考官的智慧而已。在主考官这里，人性当中的专制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被暴露出来。（[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著，张弛等译：《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55页）
为此，在西方近代早期，有法学家曾对考官有这样的要求：
考试应当难度适中、仁慈、温和。考官不应该使候选人产生不安和恐惧心理。试题既不能死缠细枝末节，也不可大而无当。考试中应竭力避免引起愤怒、仇恨、憎恶、嫉妒、严厉以及其他类似的情绪。考试的时间和地点倒是无关紧要，符合基本的情理和习惯即可。
并特别强调：“候选人不应该在半夜被叫醒起来参加考试”。（《象牙塔的变迁》，第113-114页）
当然，并不是所有考官都是如此变态，为学生着想者也不在少数。钱穆先生批试卷，批改完毕，“忽学生来告，新生月考不及格例须退学。”此前钱先生不知此规定，为了不让学生不及格，“遂至办公室，索取考卷，欲更改分数。主其事者告余，学校无此前例。”经过复杂的交涉，“取回考卷，另批送校，此一班遂无退学者。”（钱穆著：《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年，第149页）
也有考生在考试中以示弱来换取老师的同情。民国时期在清华的入学考试中：
有女生在英文试卷后面写了一封恳切的信：说“今年我又完了，我考了三年，不想今年又落空。可怜我是一位弱女子，你们若是不取我，我只有死的一条路。”上欸是“亲爱的教授们”，吴雨僧第一个发现“亲爱”两字，对该生表无限同情，他说：“假使我是校长，我一定取她”，但是因为不是校长，要想当“亲爱的教授”，也爱莫能助，只好给她一双蛋以作慰劳云云。（《考卷的奇妙答案》，《清华暑期周刊》，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