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生活：断药后，1000名抑郁症患者的自救与救人｜战疫日记(7)

语音通话里传来的声音很冷静，但任可还是感受到了对方的焦虑。一开场，这个叫李航的男生就快速倾吐自己的处境。春节前，他和父母、爷爷奶奶因疑似感染被转移到了隔离区，一人住一个空房间。除了有人定时送饭和中药，医院医疗资源紧缺，一家人暂时无法进一步确诊和治疗。
“我爷爷都快90岁了，隔离第一天还晕倒了，可我什么都做不了。”24岁的李航一直在自责，怪自己没有提前为家人做好防护。现在住在同一栋楼里却见不了面，“我很害怕他们撑不下去。”他常常在打开家庭群后，连一句关心的话都说不出口。
李航将自己封闭起来，反复自我拷问，一场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应激反应，正在让他的内心不断坍缩。没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这不是他的错。
“即便暂时无法见面，告诉家人你的担心，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支撑。”任可劝说李航。她知道，在社会环境的压力下，很多男性不愿意表达“不开心”和无助，于是劝他：“如果你想哭，群里的病友们都在等你倾诉。”
“其实，你最应该照顾的那个小朋友是你自己。”任可说。
直到任可说出这句话，李航才愿意敞开心底脆弱的部分，谈论自己的状态。隔离十多天以来，他每天吃不下饭、睡不满3个小时。一躺下来，脑袋里就开始循环播放一件长久以来难以释怀的事情。
那是大一刚入学时，辅导员组织新生做心理测验。大家做完后就忘了这件事，直到一天下午，辅导员在年级QQ群直接喊出了一个女生的名字，“请速到心理咨询室来一趟。”后来，同学之间开始议论这件事，女生在整个大学里都背负着歧视和敌意。
“我当时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李航问任可。这件事和后来的疫情一样，置身其中，李航的敏感和无能为力，放大了他的痛苦。
任可试着转移他的注意力，帮忙找一些他可以做的事情，“你看，现在你有充足的时间，去学习你感兴趣的心理学。你想帮助更多人，可不能还没有被一个小小的肺炎打倒，就被抑郁症先打倒了。”任可的话，给了在崩溃边缘的李航一块浮板。
“抑郁症患者特别能共情。”任可发现。大年初一开始，一些公益组织和互联网企业在线上开展了心理援助，为公众开放24小时咨询热线。但病情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反而不愿意拨打这通电话。一种普遍的心态是：“疫区的人可能比我还痛苦，我不能因为一点心理问题就去占用公共资源。”
2月1日前后，疫情信息爆发式增加，抑郁症患者的第一反应是自我奉献。
“您是本平台第969966位志愿登记者。”一位病友在群里分享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看到登记卡的人，可以扫描上面的二维码，进行捐献登记，捐献遗体、器官和眼角膜。像接力一样，陆续十几位病友扫码登记，任可也加入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