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作家张贵兴：人的精神世界，不逊于生物的野蛮(4)

难以回避历史
美学虚构与历史现实的取舍
回到张贵兴的身世自述，注意第二段桃源式的表述，尤其最后一句：“书上说的什么华侨血泪史仿佛成了谎言。”仿佛，若虚若实，亦真亦幻。华侨血泪史是谎言吗？
王德威在《现代文学新论》中提出了“后遗民”的说法。王德威说，区别于背井离乡的移民、化入当地的夷民，还有一种海外华语发声姿态，那就是拒绝融入移居的文化，无论如何仍坚持“花果飘零，灵根自植”的想象的所谓“遗民”。
马华文学的背后存在着复杂暧昧的社会、文化、政治、教育、种族的多重纠葛，任何马华作家都必须厘清以上因素对自身的影响，而后以文学的方式表达。1942年到1945年间，日本一度占领东南亚，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在马华文学里又会得到什么样的体现？以《猴杯》的时间跨度，作者难以回避这些问题。
张贵兴没有回避，事实上，他的态度是明确的。尽管《猴杯》提示了余氏家业的第一代开创者（曾祖）可能是被骗“下南洋”挖矿的“猪仔”，但这部分基本上是作为虚笔处理的，小说更多落笔在刻画他的自私自利，他所有的智谋都用在怎样拓展种植园、侵吞邻居的土地，为此不惜训练“总督”侵袭他人、咬噬孩童，也不惜勾结日寇屠灭族亲。这是一个残忍的、没有人性的殖民者的形象。华人种植主对达雅克家园的侵吞，一再激起变乱，大批土著死于余家武装部队的枪口，当地生态也因余家的意愿而不断变更。《猴杯》里的日寇杀戮事迹，是一种远景淡写，并且常常出自曾祖的告密或暗中指使。
如果华侨有血泪史，在张贵兴看来，似乎更多的来自华人与华人内部的自我残杀。性欲以及性欲的动力、暴力以及暴力的机制，脱离了宏大的历史背景，或者公平点说，只是被抓住了一部分，然后就嵌入了流动于历史之间的个人与个人蚁群般的生存斗争。
撰文｜林颐
编辑｜张进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