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电影们，早就预言了“双黄连”(2)

借用鲁迅评陀翁的总结：灾难电影把疫情中的大众，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潜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来。
欧美：末日焦虑
虽然世界末日不可靠，但好莱坞的末日焦虑却大行其道。1995年达斯汀·霍夫曼主演的《极度恐慌》是美式灾难片的成熟模板：美国陆军在非洲发现一种病毒，后来意外由走私的动物传入美国。结果不仅传染给居民，医务人员也未能幸免。

到了2011年的《传染病》，比前者繁衍更快，而且是由空气传播。普通母亲贝丝，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病倒，医生们束手无策。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没人能说清楚前天用过哪个餐馆的食具，在哪儿遇到什么人打喷嚏。
贝丝病情急转直下，丈夫只能在隔离室外焦急等待。更糟糕的是，病毒初发时正好碰到美国的感恩节，客流最大的周末成了培养皿（剧情都何其相似！）。
医生开始警告所有人：“不要和任何人说话，不要接触任何人的身体。”这样的建议当然出于善意，但也在公众心理造成了不可抵御的惧怕和敌意。社区在分裂，公信在瓦解，人们都在担心：侥幸不死于疾病，也有可能倒在人类的极度躁狂和无望之下。

《传染病》没有007那样的不死英雄，格温妮丝的角色也没遇到奇迹，在回天乏术下，孤独地在隔离室撒手人寰。而一名华裔乘客，因为病毒侵袭神经系统，大脑出现幻觉后行为怪异，更让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