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的诞生与偶像的陨落丨阮玲玉逝世85周年(8)

《新女性》片场照，左二为导演蔡楚生，右二为阮玲玉。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艾霞，还是《新女性》中的韦明，抑或阮玲玉；无论是电影角色，还是明星，她们看似是舆论的主角，实质成为评论者借以实现社会表达的工具。换言之，“人言可畏”的说法，将矛头指向媒体与舆论。舆论只是承担社会思潮的载体，舆论背后的“操纵者”才是真凶。在“阮玲玉之死”的舆论风波背后，则是时代的悖论。
一方面，大众媒体对于明星生活的疯狂窥探，表面上看是现代人偷窥欲的极端发展，但其中包含的更是形式上的现代与思想上的陈旧之间的错位。现代化的大众媒体为“表达”提供了更便捷的路径，表达的内容本身却是前现代的。大众迷恋银幕上摩登女郎的时髦，可是明星本人却应当是“纯洁”的、贤妻良母的甚至是反现代的。
另一方面，左翼思潮影响了电影公司的策略、电影创作者的内容生产，乃至明星的个人形象。然而，电影本身正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从诞生时便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而“明星”某种程度上则与“物质生活”天然不可分割。换言之，电影与明星的存在本身，便与“左翼”的主张相斥。当左翼电影的女主角不够“进步”，当电影明星与电影女主角做出同样的自杀选择时，她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同样的指责。

阮玲玉遗容。
“女明星阮玲玉”是被塑造的。她被塑造成美丽的摩登女郎、悲惨的底层女性、勇敢的反抗者与舆论的受害者。她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一九三〇年代的大潮中，被卷入现代化的都市生活、群情激昂的爱国热潮与奋勇进步的左翼革命中。在这个过程中，“明星阮玲玉”与“个体阮玲玉”被迫融合，当阮玲玉选择自杀，“明星阮玲玉”也就此死亡。即便如此，85年后的今天，“明星阮玲玉”仍然无法摆脱“被塑造”的命运。
与阮玲玉相比，当下的明星不再依托于制片厂，大众对明星的窥私也无需要通过媒体。表面上看，明星本人在自我形象的构建上获取了更多的主动权；然而，明星开始选择主动“被形塑”，“人设”成为明星在现实生活中的面具，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彻底被模糊。明星们为自己量身制作精美的面具，以严格满足更精准的受众。严格与精准的背后，则是时代的偏执与保守，而这一点与85年前又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