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休息》：新中国喜剧电影的可贵探索，“马天民”成了那个火热时代的象征，影片至今仍久映不衰(5)

◆剧照：居民孩子花花生病，惊动了欲去相亲的民警马天民。
《今天我休息》的喜剧形式运用，更是引起了电影界内外的关注与重视。中国电影家协会专门邀约文艺界专家观摩影片并举行座谈，发言登载于《电影艺术》权威刊物。此后《文汇报》又以《今天我休息》为主，结合另一部同样类型的影片《五朵金花》，开展了“喜剧电影讨论”，其它报刊踊跃跟进，前后持续长达一年多，形成了颇为罕见的喜剧电影舆论热潮，这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喜剧电影作专门探讨，产生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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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讨中，《今天我休息》获得了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被认为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对以喜剧形式反映解放后人们的新生活和社会的新风貌作了“创举”性探索，“是喜剧中的一个革命的新品种”。讨论中将它与《五朵金花》归类为“歌颂性喜剧”，上升到 “社会主义新喜剧”高度加以阐发，界定为“这种喜剧突破了喜剧的传统讽刺框框，它既可以不反映敌我矛盾，也可以不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或主要的特征不是反映这两类矛盾——而只是歌颂新人、新事、新的道德品质，从而反映时代的面貌。歌颂性喜剧中的主角，不是被批评、讽刺的对象，而是歌颂、表扬的对象。它使人们在轻松愉快的笑声中深刻体会到主人公的优秀品质，从中受到教育。这种笑不是讽刺性的笑，而是歌颂性的、赞美性的笑”。
值得提及的是，当时的讨论充分体现百家争鸣精神，涉及问题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但对活跃电影创作思想、推动艺术实践，则起到积极而显著的作用。尽管因江青讥诮过《今天我休息》“把先进工作者的事情都写在一天做，不合理，宣传有劳无逸。马天民也写得傻乎乎的，有些是为了取笑”，致使该片在“文革”中曾遭禁锢；后来有批评者又认为其“仅仅停留在生活的表层，没有向深层挖掘，满足于紧跟形势，为时代唱赞歌”，质疑所代表的“歌颂性喜剧”是“大跃进时代盛行的虚假浮夸风在喜剧创作上的表现”，“其实是一个伪命题”。然而，该片及其主人公却始终为观众一致认可和社会普遍喜爱，至今仍久映不衰，“马天民”成了中国警察的代名词和为人善良真诚、专做好人好事的象征语，因其所体现和讴歌的以群众利益为先、热心为群众服务的精神，乃一脉相承、息息相通。而影片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喜剧电影讨论”，作为从“讽刺”到“歌颂”样式转型的一种可贵探索，业已成为新中国电影喜剧发展史上的“最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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