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荟‖我和《大刀记》(3)

《大刀记》不晦涩，通俗易懂。只是在人物塑造上蹈了“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覆辙，典型的二分法，没有人性的中间地带和多样性。这样写人物，形象就不够丰满，也同时削弱了应有的艺术感染力。但无论怎样说，郭先生讲的大刀故事对我影响是巨大的，他的作品刻画了更多丰满血肉的普通人，非常难得。当我有了一点经济能力的时候，我用卖土鳖的钱，又买了一本《麦苗返青》。之后陆续还买了《黑掌柜》《公社书记》《篱墙两边》《蹩拉气》《茶坊嫂》《助手的助手》等，郭澄清小说质朴、浑厚、凝重、深刻的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重新关注郭澄清先生，是读了《山东青年报》刊发的郭澄清先生专访后。郭先生当时境遇很糟糕，瘫痪在床，却依然笔耕不辍，被称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我还记得那专访题目《咬定青山不放松》，我说用一句唱词《根深扎在群众的土壤内》，更能体现郭先生身残志坚，扎根故土的执着。
一个作家无病呻吟，搔首弄姿，是写不出《大刀记》的。《大刀记》记录了那场伟大战争中的冀东南鲁西北一角，也是郭先生融入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与那段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的产物。但什么是《大刀记》的贡献呢？或者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它在今天依然有何突出的意义？我认为那就是它在革命历史叙事中非常生动而深刻地表现了人伦价值。即使在那样的时期，文学不仅仅是斗争的武器，也是一个民族伦理价值记忆和重新建构最重要的形式。当年山东划出一个临西，少了一个吕玉兰，接来一个宁津，我们有了郭澄清。当初吕玉兰名头更大些，河北还以为捡了便宜。鲁冀唇齿相依，血脉相连，运河、徒骇河、马郏河贯穿两地，水乳交融，又怎么分得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