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烈火中永生》这样诞生

1942年的夏天，延河发大水，两岸田地都被冲了。鲁艺许多文艺青年来自城市，从没见过这般景象，跑去观看。有人发现泥水淹没了瓜田，下水一踩，就有西瓜浮起来。这让他们觉得新奇，嬉乐之后，还带了几只小瓜回去。当天夜里，鲁艺党总支召开全院大会，专门讲这件事情。开始时，年轻人觉得未免小题大做，直到听说他们在踩瓜的时候，群众在心疼得掉眼泪，这才意识到那种行为多么令人痛心。操场上鸦雀无声。
26岁的水华倍感羞愧。他蓦然想起前不久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提到的文艺核心问题之一——为群众。水华本来以为，作为1934年就参加左翼戏剧联盟南京分盟、1942年3月刚刚入党的同志，自己在这方面不成问题。瓜田里的笑闹却表明，原来他们对群众仍然疏远、隔膜。
此后不久，水华编导了秧歌剧《张丕模锄奸》，主人公是农民地下党员。这部剧的音乐采用了民间的“五更调”，应该说，大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主创们已经很真诚地努力去贴近群众了。但演员们唱完台词后都愣着，说不上为什么，就是不对劲。其中就有时年21岁、从北平辗转来到延安的于蓝。水华灵机一动，请来一位有斗争经验的群众。他教于蓝怎么做地下工作：尽早把红军军服换成老羊皮袄，给人开门前先听暗号，夜里点灯必须要用米勺子遮住光……于蓝觉得，戏一下子就活了。
这一年，曾经红遍上海滩的电影明星赵丹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牢狱里度过第三个年头。他和几位好友被盛的虚假政策所骗，从重庆不远千里来到祖国最西北，期待大展艺术宏图，不料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见识到、也体验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同时，来自各个民族的狱友们，又给了赵丹无微不至的关怀。有位维吾尔族兄弟为了保护赵丹免遭狱卒毒打，用手掌挡住了带有铁钉的棍棒，血流满地。赵丹抱着狱友失声痛哭。
也是这一年夏天，美国海军情报署梅乐斯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戴笠着手筹办一个军事特务机构。这个次年成立于重庆、取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机构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然而，与它成立的初衷截然相反，炼狱的烈火，锻炼出了可歌可泣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点燃了无数人的思想，照亮一个民族的历史道路和未来方向。
1962年，水华开始着手把小说《红岩》改编成电影的工作。历史再一次彰显了它的戏剧感：延安、上海，中国现代文艺最重要的两支力量，将汇聚成新中国电影的主流，而于蓝、赵丹将会担任这部影片的主演。他们之前的人生，仿佛在为这部影片的诞生做着某种偶然而又必然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