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烈火中永生》这样诞生(3)

那封信，是赵丹连夜用当时最快捷的航空信发出的。两天后，他收到了北影厂的邀请电报。
1964年，赵丹乘船抵达重庆。1939年他离开重庆，不久被投入牢狱；这次重回，要再赋“囚歌”。朝天门码头迎接他的恰是朱今明，这让饱经沧桑的赵丹一时难以释怀。当于蓝约请他前往中美合作所等处参观时，赵丹竟拒绝了。在罗广斌登门之后，他的心结才打开。赵丹旋即意识到，自己对旧日重庆的熟稔，局限于日常场景；而渣滓洞白公馆的环境，单凭想象绝不可能感同身受。
在进入创作状态后，赵丹发现，三位原作者似乎也有心结。他们对现剧本的态度，尊敬客气又不以为然。多次恳谈之后，他们才吐露真实的想法：小说遵循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富有传奇色彩；而剧本则恪守现实主义，含蓄内敛。两种美学意趣相去甚远。于是，水华、于蓝、朱今明等也都加入了讨论。从艺术哲学的角度来看，那场讨论实际上深入了中国现代文艺如何完成理论建构的层面。当他们最终把《烈火中永生》的风格确定为“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调的涵有浪漫主义的一首壮烈的颂歌”，他们其实无意间用中国哲学里“度”的思维完成了一次创新实践。
与此同时，实拍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重庆都邮大街在北影厂美工团队手里变回了20世纪40年代模样，充当群演的重庆文工团同志发动群众翻箱倒柜找出旧时衣物，最终呈现的效果堪比纪录影像。当时的中国电影工业，有种种迫不得已的因陋就简，也有后世过度发达的技术迷思再也无法企及的质感和诚意。
多年后，于蓝在回顾这次创作时，首先提及的却是一份遗憾：片中，江姐先是目睹城门上高悬着丈夫的头颅，后与双枪老太婆相会，她表现得过于坚强和自制了；如果，她哭出声来，那会更符合江姐的心情罢。相比之下，在表现对幼子、对小萝卜头的感情时，于蓝的母性流露就要自然丰沛得多，那源自她从江姐真实事迹中得到的深深震撼。另一边，水华对江姐被捕受审一场戏的处理，空间造型充满张力。敌人威逼利诱无果后，拉开了刑讯室的门，烧烙铁的火焰照亮了延伸开的新空间。江姐迈进人间炼狱，神色泰然。后来，对于蓝表演“英气不足”的那一种指摘，其实反倒表明，水华所追求的艺术形象——“坚强的战士，温柔的母亲”——成功了。于蓝因此受到了几代观众的拥戴，而这又使她生出一丝受之有愧的不安。
甘当二号的赵丹则充分享受着创作的过瘾。他最得意的两场戏都是即兴发挥而来。一是出场时遇到军警当街检查行人，赵丹饰演的许云峰机警地买下一份《中央日报》以作掩护。国民党搞的这份报纸当年是如此不受重庆人待见，以至于军警打开时都有点意外，表演的节奏出现了小小停顿，赵丹忽然劈手夺过报纸，扬长而去，留下两位发懵的群演。二是许云峰咖啡馆约见甫志高，意识到此人已将党组织陷入危险，惊怒交集。赵丹下意识动作，小匙落进杯子，当啷一声，提醒了许(也是赵)要克制。到拍许被捕一场时，赵丹已化身为革命先烈，全然忘我。他从从容容站立在茶楼木梯上端，吸引着特务和叛徒所有的注意力，也顶住了全部的剧情压力。银幕上，赵丹沿对角线缓步踱下，英气逼人，以至于老友谢添看罢，连呼“最够味”“最有味”，甚至表示自己下次也一定下个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