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投降时，女人仍在战斗：战争对女性意味着什么？(5)

主动选择“回到”范埃斯家中的利恩，却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安全感，反而时常感到疏离。她也曾委婉告知养父养母自己被性侵的遭遇，他们却不予置评。之后五年，他们从未有过情感方面的讨论。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的存在，却没有人提起。

利恩和范埃斯一家其他孩子拍摄于1984年的合照。照片左起第一位即为利恩。
在一次拍摄全家福后，利恩偷偷写道：“我总有一种感觉：他们不需要我，而我非常需要他们。我意识到，我对他们的爱可能多于他们对我的爱。”这种不安在她心底嗡嗡作响了三十余年，最终在范埃斯先生去世后爆发：在写着他葬礼事宜的卡片上，列出了范埃斯先生的所有儿女和三任伴侣，独独没有利恩的名字。不久后，利恩与范埃斯家族彻底绝交。
1992年，战争躲藏儿童大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500多名在50年前藏身并幸存的孩子相聚。时任阿姆斯特丹市长的埃德·范泰恩，也是被隔离的孩子中的一员。他在开幕致辞中说道：“我们应该对谁说？谁能真正聆听我们的故事？躲藏的故事定义了我们的整个存在，但我们——至少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竭尽全力地摆脱那个故事。”
听到这段话，利恩失声痛哭，而在现场她身边的所有人，几乎都掉下了眼泪。

朱迪斯·梅塞尔现照。
朱迪斯在丹麦接受救助之后，意外收到了哥哥同样幸存的喜讯，随后搬到加拿大和哥哥共同生活。随后，她有了自己的家庭，恢复了学业，热情参与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幸运地前后两次会见了马丁·路德·金。从集中营死里逃生的她，深刻意识到，如果黑人的人权可以被践踏，那么身为犹太人，她的权利也会随时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