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难忘的大学生时期(5)

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赵迺抟先生的教导，使我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20世纪50年代赵迺抟先生指导厉以宁读书
4、罗志如先生
大学三年级的课程很重，罗志如先生讲授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样是一门重点课。我不仅担任了这门课的课代表，还是学生计划经济研究小组的组长，课外同罗志如先生接触较多。
至今我都认为，罗志如先生当时曾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内西方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之间围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所展开的论战是十分有启示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怀疑计划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效运行，并进而怀疑计划经济的可行性，而兰格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可以操作的，前提是“碰碰试试，错了就改”。这就是所谓的“试错法”。罗志如先生只是提出了问题，他自己没有对此评论，但我却从中发现了一个道理，即在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着第三条道路。隔了3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罗志如先生当年的提示对我仍然起着作用。
5、陈振汉先生
陈振汉先生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做过代理系主任，他的研究侧重于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清代经济史。他给我们讲授中国经济史课程。
陈振汉先生在听课的学生中，不知怎的发现了我，也许是由于课间或课后我的提问使他注意到我。他当时住在北京大学西校门外的承泽园家属区，要我有空到他家中聊聊，并问我是否喜欢研究经济史。我告诉他，经济史确实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但我接触还不多。他告诉我，要学好经济学，理论、历史、统计的训练三者缺一不可，要在这三个方面同样下功夫。
陈振汉先生
我大学毕业后之所以被留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从事经济史资料的编译工作，可能同陈振汉先生的推荐有直接关系，尽管这时他不担任经济系代理系主任了，但仍担任经济系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主任一职，所以对我留校工作是起作用的。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转入中国经济史领域，而被分配给周炳琳先生做助手，以西方经济史为专业。幸运的是，经济史，无论中外，都是相通的，我在研究西方经济史的同时，对中晚唐五代经济史始终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认为中晚唐五代长达二百年的时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的过渡时期（参看我所著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