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难忘的大学生时期(7)

学生组成的研究小组也很活跃。在上《资本论》课时，学生组成了资本论研究小组。上国民经济计划课时，我被推举为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的组长。我除了参加资本论研究小组、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之外，还参加了统计学研究小组。不过统计学研究小组没有什么活动，因为作业太重，作习题很浪费时间，哪里说得上什么研究、探讨呢？教《资本论》课的老师是江诗永（可惜他很早就去世了），他经常来指导，我也在小组会上发过言。我谈的学习体会是：要结合经济学说史的学习来研究《资本论》观点之间的关系。江诗永老师觉得我的体会有道理，还在课堂上表扬过我。
在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我和其他一些同学都认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投资和消费的相互推动的内在机制值得探讨。后来，张友仁先生知道了，同我谈过，让我在教师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件事使我深受鼓舞。可惜，从1957年以后再也看不到诸如此类的学生研究活动了。
在大学四年级，我开始对俄国19世纪中叶的农奴制改革、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农民社会主义学说、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理论感兴趣，因为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费拉托娃著《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一书（合译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赵辉杰，译者署名季谦，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四年级时正在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此书于195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仍是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赵辉杰合译，当时他是研究生，出版时，译者还是用季谦署名）。这样，我对俄国经济史中有关这个问题产生兴趣是很自然的。张友仁先生又让我就这个问题在经济系教师讨论会上谈谈自己的心得。这同样是一次锻炼机会。
今天回想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大学兼有北大悠久的重民主、重科学的传统，又有解放后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些新特点。重要的是：那时的政治课学习，着重于启迪和引导，而不在于刻板地、硬性地灌输某一种思想。启迪和引导有利于调动每一个教师的积极性和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当时都能从解放前后的对比、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对比中受到教育，大家都关心国家的建设，关心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是多么重要的学习积极性的根源啊！当时大家都有投身于祖国建设，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愿望。这种精神在建国初期是非常突出的。只有当时生活在大学生中间的人才能深刻地懂得这一点。可惜那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并不了解建国初期大学生的思想，不了解高等学校教师们的心情，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致从肃反、反右、反右倾起，对大学生和教师的情况一直是错误分析、错误地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