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昊辰：如何理解一首古典音乐｜专访(5)

匈牙利作曲家弗朗茨·李斯特。
把音乐捧到隔绝于一切之外的孤立但神圣的存在，这是少年浪漫化的想象。但有了一定的积累，了解各类艺术之后，你会发现音乐与其他艺术之间的联系，不止是音乐作品，而是一直延伸到音乐作品背后的时代的整体语境。这个联系和语境同样是作品的深度所在。比如你特别喜欢蓝鲸，但你在水族馆里看蓝鲸，与在深海里看到的蓝鲸是不一样，一定是深海里的蓝鲸让你觉得更神往，因为在那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十九世纪很多浪漫主义的音乐，当我孤立看这个作品，直到和作品背后的时代语境之间产生联系，包括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文学化、诗学化的时代，我能够从作品中感受到好之前完全不能感受到的一种美，或一种美学。
就是这样一种视角当中，我重新发现了李斯特很多伟大和完全无可取代的地方，李斯特开拓了音乐中的场景，那是只有在浪漫主义的时代才有的人文关怀。我以前不会看到音乐本身的人文关怀，总是觉得音乐本身价值好像能够脱离具体的环境存在，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总之，如果让我总结自己的美学风格，应该是属于开放式的，没有一个像小时候对于音乐绝对化的一种观念。
新京报：我阅读《演奏之外》的时候，感到您对“古典音乐”的概念，对“classical music”这个事物的意义边界也有一种关怀。国内很多人都对这个概念尝试着做出定义，但是有趣的是我觉得他们所有人的解释似乎都不太一样。你对古典音乐这个概念的辨析非常有历史眼光，你也很强调“作品”这个概念的历史沿革。实际上查尔斯·罗森曾经阐述过他对贝多芬历史定位的判断，罗森通过引用贝多芬同时代E·T·A 霍夫曼的分析，认为贝多芬的历史声望绝对没有任何事后构建的意味，但是我认为如果讨论的对象是巴赫，他似乎就不太敢作如此坚定的判定。“古典音乐”如果和十八世纪后期的“作品”概念有正相关，那么维瓦尔第、阿尔比诺尼、泰勒曼那个年代的作曲家作为“古典音乐”范畴的存在，是不是也就确实无法完全摆脱十九世纪以后所主导的“事后构建”的一种参与？
张昊辰：查尔斯·罗森当时讲对贝多芬的评判，是在一个具体语境里阐述他的观点，再针对另一派的学术观点做出回应，可能他的判断不可能被绝对理解。某些人觉得贝多芬的声望完全是事后构建起来的，他对此提出反驳。但是我们别忘了贝多芬在他生命最后岁月或死后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如今这种近似不可取代的地位。我认同这一点，但如果绝对化到贝多芬没有任何事后构建，那肯定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