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难者与英雄(3)

黄彰健在《戊戌变法研究》指出，谭嗣同早在1896年，就与梁启超在湖南从事革命活动。在一封写给好友欧阳中鹄的信中，他主张“保卫数千年之圣教，四百兆之黄种……满汉之见，至今未化”——这几乎与当时宣扬种族革命的孙文等人的言论完全吻合。由他主持创立的“南学会”的隐秘幽旨，即是践行谭嗣同心目中“兴民权”的革命理念。在写给另一位友人唐才常的信中，他更进一步指出，应该从事“亡后之图”，“保国保教”。而这里的“国”指的并非是被统治集团视为一姓私产的“大清国”政权，而是“中国”。他也提出应当设立议会以兴民权。这也就是维新党人所谓“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言论的由来。
谭嗣同的所言所行，恰恰也是康梁等人最初的打算。梁启超在湖南主持时务学堂时，批答学生札记，“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私下里，他更秘密编印清廷当时明令禁止的讲述清初扬州大屠杀事件的《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评语，秘密散布，以便传播革命思想。
因此，就像黄彰健所指出的那样，康、梁等人并非是一如既往对大清光绪皇帝忠贞不二的保皇党，相反，他们在最初时确实心怀异志。但康有为在得到光绪皇帝不次召见之后，却临事易志，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之中。在此之前，康有为曾经对朋友慨叹道：“望在上者一无可望，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但在得到光绪召见之后，他立刻表示自己终于找到了明主：“乃知圣明英勇，能扫除旧国而新之……吾为感泣，愿为效死焉”——转而由秘密反抗大清政权的革命者变成公开拥护皇帝的不贰忠臣了。尤其是在召对中，康有为更以帝师自诩，这意味着他已经自认自己与皇帝是一体两面，甚至后者还是他遂其志向的得利工具。他最忠实的学生梁启超自然也追随师命，改投保皇变法的门下。将昔日革命思想尽皆抛弃，和老师一道，成为皇帝的忠实捍卫者。
当康有为的对手们寻出他和他的同党昔日的革命言论，找出他和学生梁启超在时务学堂那些教唆革命的批语作为证据，揭发他“保中国不保大清”时，康有为当然只能矢口否认。但此时已经到了保守与维新两党彻底决裂，公开对决的9月17日。对此，他只能采取最极端的手段，联络探访进京述职的新军将领袁世凯，企图掌握兵权，发动政变，用武力方式夺取政权。
是革命，还是政治阴谋
谭嗣同就是受命夤夜前往法华寺拜访袁世凯的人。关于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不同的材料给出了迥异的叙述。康有为和梁启超编订的《戊戌政变记》说谭嗣同只是请求袁世凯出兵清君侧，保护皇上。而袁世凯的私人日记《戊戌日记》和另一份在1983年由戊戌变法研究者汤志钧在日本外交档案中发现的政变的另一名参与者毕永年写的自述《诡谋直记》则指出这是一场围攻颐和园，谋杀慈禧太后，企图重新进行政治洗牌的旷世阴谋。可以想见，如果政变成功，那么光绪的下场也不会好太多，这位性格孱弱的皇帝也许会摆脱强权养母的控制，但又会堕入以康有为为首的另一群支配欲极强的权臣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