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庖丁解牛”解读牛的“前世今生”(3)

他说，黄牛成为古人的肉食资源，在古人构建礼制的活动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最为突出的贡献是作为畜力，牛耕成为古代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生产力，是保证中国古代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牛耕方面，中国古代牛耕技术的兴起，很可能受到两河流域的影响。从中国古代文献及考古材料来看，春秋时期出现了铁农具和牛耕，至战国时期，铁农具已经广泛应用，牛耕技术也有所推广。古代牛耕的图像自汉代开始出现，从图像上看，牛耕的方式从开始时的二牛三人发展到西汉晚期的二牛一人，到魏晋时期，出现一牛一人式耕作。
牛耕带来的深耕和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了粮食保证，在使用拖拉机耕地之前，牛耕始终是中国农村的第一生产力。
构建礼制主要体现在祭祀方面，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用牛祭祀，用牛数量最多时达到1000头。《诗经》《史记》等古代文献中也多有用牛祭祀的记载，与之相对应，考古人员在发掘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中，也发现用牛进行祭祀活动的实例。
家牛引进展现中国古人开放兼容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吕鹏副研究员介绍说，中国境内还现存有印度野牛、大额牛、爪哇野牛、野牦牛等野生牛类，但其分布和数量非常有限。中国现有家牛可分为黄牛(普通牛和瘤牛)、水牛和牦牛三种。
关于中国家牛的起源，现有研究表明：家养黄牛和水牛自境外传入，但是，中国古代先民对其进行接纳、吸收和再创新的利用，使其成功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家养牦牛素有“高原之舟”的美誉，则由中国本土驯化成功。
依据古DNA的研究，中国家养普通牛由西亚传入，传入路线可能有两条：一是新疆—西北地区—中原路线；二是欧亚草原—东北亚—中原地区。
吕鹏指出，家牛在中国境内依次出现和驯化成功以后，在食物资源(肉食、奶制品等)、祭祀用牲、皮革和骨料加工、农业生产(牛耕土地、农田灌溉、粮食加工)、交通运输等诸多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其中，牛的畜力开发引发一场实现生产力飞跃的“畜力革命”，推动中华古代文明的进步。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李志鹏副研究员认为，家牛的起源表明中国古代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海纳百川、开放兼容。黄牛和水牛传入或被引进到中国，是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一直处于开放的世界体系中的实证，也是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西北就存在一条中西文化和资源交流通路(“史前丝绸之路”)的重要证据。家牛及其管理、饲养技术的引入，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极其重要，这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开放”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