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九十年代之文学」畅销的兴起、圈子的消逝和私人写作(6)

《王朔文集》，其中纯情卷包括《空中小姐》《永失我爱》《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谐谑卷包括《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等。批评家南帆在2001年的《大众文学的历史涵义》中写道，随着大众文学在商业社会中得到定位，“印数和版税比例规范了作家与商业机构的利润比例之后，读者就是市场的主角了。”大众的身份被界定为消费者，他们可以用拒绝购买来否定作品，这种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将压缩文学的功能——大众文学不再承担启蒙、教化的责任，只是提供娱乐性消费的功能，经典体系内的文学作品也都将受到挑战。
如南帆的分析，读者选择了王朔，购买了他的作品，而“王朔热”的现象，也引起了知识界对王朔“文化堕落”的批判，媒体将王朔列入大批判选题规划，占有权威地位的报刊规定不准在版面上出现他的名字。谢冕也将王朔称为“中国最媚俗的作家”。甚至有有评论家将“王朔热”的出现，称为“严肃文学被轻视后而形成的假繁荣”。王蒙则撰写《反对崇高》，为王朔的“痞气”辩护。1990年代“人文精神”的争论、“大众文化”的争论、知识分子的争论，无不与王朔有关。以作家的角度观看，王朔的存在也不容忽视，韩东在1994年与王干的对谈中，将王朔列为能够左右公众趣味的小说家——他的理想在公众中实现，这种作家，与另一类对其他作家有所启发的小说家，比如马原全然不同。 林白在她的虚构回忆录《玻璃虫》里，也多次提到了王朔，写到她当年作为广西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编辑去北京找王朔，还在大会上遇到急切见到王朔而不得的女粉丝，真真假假，难以辩识。
面对知识界和文坛的批评，王朔也要占领舆论高地。1993年，王朔在《王朔自白》中表明自己绝对不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书，走上革命的慢慢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又说，知识分子是现实中最失落的那群人，因为他们失落，所以才要群起而攻，“我觉得咱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是现在最找不着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兴起后危机感最强的就是他们，比任何社会阶层都失落。”几年后，他又说，“假使我现在仍然对知识分子时有不敬，并非针对任何人，而是出于对自身的厌恶。”
“王朔热”中体现出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1994年学者王一川在《从启蒙到沟通——90年代审美文化与人文精神转化论纲》一文中分析道，1990年代文化领域的其中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精英知识分子转向大众文化领域。据批评家李洁非观察，”新生代小说“基本已经不看重小说作为知识分子意识形态载体的神圣性，并不耻于使其文本形态接近商业性”， 也同样适用于描述王朔从知识分子身份抽离、贴近大众消费的写作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