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九十年代之文学」畅销的兴起、圈子的消逝和私人写作(8)

在南京河西的家中见到周梅森时，他说自己现在耳朵不太灵光，所以对他讲话要大声点，“最好要像吵架”。他的现实生活也确实喧嚣，四十年来，他忙着拍电影、拍电视、买房、卖房、炒股，接受采访的那段时间他还在忙着《人民的名义》第二部《人民的财产》的开机筹备，同时还卷入无数的官司风波之中，就在采访的前一天，《人民的名义》再被诉抄袭”话题高居微博热搜榜前列，而他本人却没有出庭。他的书房里有许多奖杯，水晶的，镀金、铜制的，见证着他的畅销与成功，他也引以为豪，但是这里面却没有来自文学界的认可。

周梅森与《人民的名义》有评论者认为，周梅森的小说属于“问题小说”之流，写作也属于比较粗陋，更接近新闻而不是小说。王继军认为周梅森的成就感建立在重大的题材和巨额发行量之上，“《中国制造》之后，周梅森的图书销量变大，他就真的就感觉自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作家，就继续处理这种重大的题材。”不光评论家的意见如此，南京作家叶兆言也曾在一次采访中，没有点名道姓地评价反腐小说的意义，“你认为反腐小说跟黑幕小说区别吗？反腐小说没有诲淫诲盗的危险吗？如果反腐小说真的可以反腐，那就说明你还是不相信法制。”即使在本地文学《钟山》杂志历年目录中，也基本见不到周梅森的身影。
与王朔要摆脱穷酸作家的动机相似，周梅森将自己的动机明确地称为“想发财”。“你们热爱文学的时候我做生意去了，当房地产法还没有时候，我已经开始盖房子去了，至于我的选择对不对，只有我自己知道。”周梅森讲话时，青筋暴出，声音极大，显得情绪激动，有时还会用手指敲击自己家的茶几桌面。“那么究竟对不对呢？”我问他。“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你说我想发财，对，我是想发财，我是一个从基层贫困的最底层冲出来的作家，我对贫穷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当然想改变自己的贫穷的面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有什么可指责的？”
如许多同辈人一样，周梅森习惯于将每个人生时段的重要选择与与中国的政治大事件挂钩，此段和彼段之间都存在着由大事件震裂造成的鸿沟。他生于1956年，将自己的童年称为“乌托邦似的笑话时代”：儿时遇上大饥荒，打记事起从来没吃饱过肚子，麻雀从天上掉下来，他“把毛拔拔就吃了”。 文革时期，他从三年级辍学了，成为一株无人管脚的“野草”；复课之后，徐州煤矿响应许世友的号召，徐州矿务局干部学校附中让初中生下矿干活，他也半工半读，每个月挣上9块钱，混迹于人员复杂的矿井之下，听着老矿工的村言野语男女之事，变成了一个少年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