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九十年代之文学」畅销的兴起、圈子的消逝和私人写作(9)

他人生的重大转折都来自于政治变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他从一个煤矿工人变成了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继而成为一个作家。1979年，他在南京《青春》杂志社担任作家。1983年，《沉沦的土地》在《花城》杂志发表。1985年，他就已经成为了江苏省作协创作组专业作家。然而在90年代前后，周梅森没写过任何东西，选择了下海炒房。他找到了山东的作家矫健，带着所有的稿费所得十三万块钱，一起去了广东淡水大亚湾。有评论者将他此举解读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中心化对80年代的文学中心挤兑的结果”。那时连房地产法都还没有出台，他们就在邮票大的土地上盖房子。自己买地自己盖房，每天在工地上戴着草帽干活，在几十平方米土地盖上六七层。盖房子不但没帮他赚到钱，还让他亏了钱。“人家王石盖房子盖出来一个万科，我们盖房子盖的是个鸡窝。
”
他认为1992年邓小平发布的南巡讲话，就像改革开放的号令一般，帮助他强力扭转了命运。这次讲话对于整个文学体制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说，南巡讲话之后，不仅市场、股票、私有经济、资本运作这些充满风险的事物变得合法了，80年代延续下来的文学体制、文学生产与价值观念的体系随之也变化了。周梅森1991至1995年发表的三篇中篇小说结集为《中国往事》出版，此书的文案写道，“本书虽然讲述的是中国旧事，但其人其事，却让人感到无比熟悉；其智其谋更让您受益无穷”，完全暴露了文化消费时代的特征。——他的历史小说，此时已经告别了严肃庄重，被消费市场所吸引。
1995年，周梅森重新回到文坛，这时候的他，在商界浸淫了两年，也在文坛混迹多年，决心重新关照现实。“一个当代作家最终是无法回避自己置身的那个时代的”。 他思考着，觉得自己缺的是一个从政权内部机制来观察政权的视角。“我为什么关心政治？因为政治影响到我，我不关心它，他就来关心我。”在《南方周末》的一篇访谈里，他承认要去“做官”是因为有官瘾。“谁不喜欢权力、渴望权力呢？首先我有这个想法，关心权力，也希望弄点权力试一试，看看咱能给人民造就一番什么样的事业”。在访谈中，他没有说到对权力的渴望，只是说，当时他和党组书记说了挂职的想法，对方答应了。
在挂职之前，周梅森说他对官员根本没什么好感。他要去挂职的消息一出，也有很多作家觉得奇怪，问他，“你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脑子坏了吗？”江苏省委任命他为徐州市人民政府的副秘书长。开头，他负责帮秘书长搞接待，具体工作就是天天喝酒。徐州位于交通要道上，彼时适逢水电路大建设，各方面人来人往，周梅森面对的是每天晚上五六桌七八个地方。他说，“你不要认为是好事，”那个时候招待用酒没有什么茅台的，用的都是地方的各类地方酒，一天好几场，他觉得实在吃不消，要从接待的岗位上退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