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九十年代之文学」畅销的兴起、圈子的消逝和私人写作(10)

挂职不跑接待了，周梅森就跑基层，想看看基层的新鲜事儿。有一次，他在去一个县里的路上，一辆警车从身边呼啸而过，辨认出警车的车牌号属于徐州市里，判断出了事情，就让司机开车跟着警车追过去。到了地方，警车也注意到了周梅森的车牌号，一看就知道来了政府领导，就要跟作为市里领导的周梅森汇报当地发生的极端教会闹事的情况。
这段基层体验的直接成果是《人间正道》，这部小说也成为了周梅森的转型之作，确定了他之后政治小说的路子。有研究者称，周梅森的转型与小说出版后引发的风波有关，《人间》出版后，有四十来个厅局级干部要联名状告周梅森以及封杀他的小说和电视剧，这激怒了周梅森，也促使他对于政治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他说，如果没有这个“对号入座”的事件，没有这种文学切入现实的体验，他也许还会再回去书写历史小说。
说到转型，周梅森并非孤例。同时期的纯文学作家也在陆续转型。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和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同期刊出，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作家由先锋向大众转变的痕迹。“当年的《许三观》写得很巧、很成熟、很成功，而同期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就结构来说有僵硬的地方，但这种僵硬有个人探索的痕迹，并非将个人屈就或妥协于集体叙事、妥协于更容易的表达。 ”王继军说。
在周梅森的《人间正道》里，他对于现实政治提出的问题是，“不干是最大的腐败”。据他观察，那个时候，干部升官论资排辈不愿意干是很普遍的现象，“乱作为的没有，不作为懒作为的大量存在，宁愿不干也不干错。”懒政干部的形象，在之后的作品里也有体现，在《人民的名义》里化身为喜欢看星星、被李达康连降三级的光明区区长孙连城。这本书在周梅森挂职后半段的三个月写完，那时他还要做接待工作，早晚徘徊于酒桌之间，他说，书里面充斥着市政府接待宾馆酒精的味道。而徐州当时的基础设施还有种种矛盾也化身在之后的作品里，这也影响到了后来他写《人民的名义》。
上世纪8、90年代，许多作家采取规避政治的写作，比如刘震云、刘恒的“新写实小说”就是通过零度情感、原生态的方式来避免与政治产生直接关系。周梅森恰与此道逆行，他用宏大叙事的角度、代言人的姿态、忠奸对立的经典模式来书写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等国家大事，抓住时代浪潮中的重点话题加以渲染，不仅有官场生存图景，还有股份制企业改革、股市风云变幻。如此转型，引发了评论者对他诸如迎合主旋律、失去自我的质疑，而他自己更看重的是文学对政治的直接影响，“我不关心政治，政治就来关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