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的使命感会带来多大的灾难？——论尼古拉一世(2)

“1812、1813、1814、1815 年发生的事件，与这几年前后所发生的事件一样，让人们见识了朝代的不断更替:多少宝座被推翻，又多少帝王被扶起来;多少王国被消灭，又多少新的国家被建立起来:多少沙皇（注：泛指君主）被废黜，又多少人复辟称帝;完成了多少次革命，产生了多少次政变一一所有这一切使智者认识了革命，了解了进行革命的条件和时机。并且不同的世纪有其不同的特点。现今世纪的特点就是人心思革命。在欧洲各个角落，从葡萄牙到俄国，无一例外，甚至象英国和土耳其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也到处都是同一的景象。整个美洲亦复如是。改革的精神，可以说，使各国思想家感到激奋。我认为，这就是产生革命思想、革命法规，并使它们牢牢扎根于智者头脑中的原因。”

但十二月党人的圈子是狭小的，脱离人民群众，注定了他们的失败。仅仅一天的时间，起义便被镇压。但这件事给了尼古拉一世深深的震撼，尽管十二月党人没有发动平民，但平民们却一窝蜂地自发围观，并表达了对起义的同情。在沙皇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他对贵族以及对臣民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倾向于将自己的巨大个人权力视为扎根于俄罗斯家长式独裁权力的传统，而不是西方的开明专制，这正迎合了俄罗斯建国以来的保守传统。也正是起义的冲击，使得尼古拉一世需要一种官方学说将自己的意志理论化。
二、乌瓦罗夫与官方民族性理论
为沙皇充当“国师”的是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伯爵（Serge Uvarov）。此人聪明绝顶、博学多才，然而他的精致利己价值观驱使他向沙皇奴颜婢膝。
1833年，乌瓦罗夫正式提出该理论：“我们的共同责任在于使国民教育符合尊敬的陛下的意愿，促成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者合一。”信仰、沙皇和祖国，这一套连顺序都不能更改。
因为在乌瓦罗夫看来，三者是构成了一种“统一的精神”，而东正教则是一切的起点，代表着官方教会的作用和道德与理想的最终来源。乌瓦罗夫认定东正教是社会和家庭幸福生活的保障，也是稳固农奴和专制制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