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的使命感会带来多大的灾难？——论尼古拉一世(5)

土耳其政府还在条约中郑重宣布：保证塞尔维亚信教自由，保证俄国臣民在奥斯曼帝国全境内享有充分的绝对的贸易自由，保证黑海的商业和航运的绝对自由。
提供适当的赔偿。”
至于“泛斯拉夫主义”，本质更无需多言，就是俄国压迫其他斯拉夫民族/国家的糖衣炮弹，多次被瓜分的波兰人对此看得是最为透彻。
但是，俄国唯独对法国这个欧陆最主要的国家毫无办法，能做的只有一度与法国断绝关系。法国在挣脱了维也纳体系后飞速发展，尼古拉一世没能意识到或者说不愿意面对法国东山再起带来的后果。梁赞诺夫斯基评价道：“实际上，“欧洲宪兵”的国际身份以及他所统治的国家此时已经是外强中干：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虽然被击败，但没有死亡，它们仍然冲击着欧洲的公共舆论，从波兰和匈牙利一直到法国和英国。甚至沙皇的朋友们也啧有烦言，或者抱怨俄国干涉了自己的利益，如普鲁士；或者对沙皇过度的傲慢不满，如奥地利。另外，在某些专家看来，尼古拉一世本人由于胜利，变得比以前更加强硬、专横、教条和极权。沙皇的末日不远了。”
四、挑起克里米亚战争与败亡
尼古拉一世便是浸淫在这种使命感而步入晚年，他变得愈发偏执，不容得一丝反对，不容得一丝独立的声音。即便是当初这套理论的鼓吹者，也遭到了反噬。乌瓦罗夫被迫辞职，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没有自己的思想，也没有自己的意愿，只是执行皇帝意志的盲目的工具”。米哈伊尔·波戈金也抱怨当下的环境是“一种坟墓才有的、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在腐烂发臭的寂静”。反对声音都被扫清后，没有人再能阻止尼古拉一世陷进了克里米亚战争的深渊，大家只能“帮”他一把。
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我在前文已经提及，故不再赘述。这里着重强调尼古拉一世在战争前后的言行表现。
挑起战争时流露出对晚年壮志难酬的不甘，对国家、民族、东正教的热爱，以及煽动奥斯曼境内斯拉夫人及东正教徒独立的企图：“如果土耳其人依然不为所动，我会让两公国、黑塞哥维那和塞尔维亚独立——到那时候土耳其帝国将开始崩塌， 各地基督徒将群起抗争，奥斯曼帝国最后的日子便会来临。我不打算跨过多瑙河，奥斯曼帝国本来就会崩溃，但是我会为战争做好准备， 第十三、十四师将会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备战。坎宁的行为……没有让我泄气：我必须走自己的路，凭着我的信仰，为了俄罗斯的荣耀，担当我的责任。你无法想象这些想法多么令我悲伤。我已渐渐年老，但是我希望我的生命在和平中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