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史（中）：怒火蔓延与抗议的开始(5)

这些定义上的问题被黑人中产阶级放大了。我们知道有大量的黑人，尤其是女性，进入了“白领”职业，但这恰好发生在与这项工作相关的许多较高地位被剥夺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有更多的黑人受过大学教育，但也知道大学教育的价值在近几十年急剧下降。因此，黑人与白人之间以及黑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变化，似乎比韦伯的这些措施更能说明问题。然而，某些家庭自196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收入增长并不总是持久的。对于非裔美国人来说，财富的代际传递没有那么稳固，他们被排除在房地产市场之外的历史意味着，中等收入者拥有的财富通常比同等收入水平的白人家庭少得多。因此，相比于白人，那些出生在中等收入家庭的黑人往往比他们的父母挣得更少。最近的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的向下流动，对黑人财富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白人。
部分原因在于，现有的社会结构衡量标准受到一种观念的影响。确实存在一些阶层，其最显著的结构特征是它们的衰落——尽管这种衰落有些模糊——介于真正的精英阶层和那些被确认为穷人的阶层之间，因此不可能摒弃“中产阶级”的概念。在这里，以及接下来的部分，我们用主流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来指中等收入者。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个词潜在的歧义和潜在的陷阱保持警惕。就“黑人中产阶级”而言，根本问题在于它往往将两个不同的层次混为一谈：（1）那些成为稳定的蓝领或公共部门职业的人，因此获得了一点住房公平，但通常住在贫民窟附近的人往往是破产的、被次贷危机搞得一团糟的人；（2）一个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层次，他们进入中层管理职位或经营自己的公司，搬进自己的精英郊区，现在能够再生产自己的阶级地位。
许多新的活动家领导人都属于这些层次中的一个或另一个。过去的民权运动领导人也往往来自“黑人精英”。然而，精英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与黑人无产阶级相对较为接近，因此受到了吉姆·克劳（Jim Crow）的谴责。由宗教和政治领袖、专业人士、店主和垄断了种族分割市场的制造商组成了“贫民区资产阶级”。尽管许多人作为”种族经理人”帮助建立了种族隔离制度，但他们也有兴趣克服阻碍他们及其子女进入最好的学校和职业的障碍，因此在民权运动中，他们扮演了”种族领袖”的角色，把”改善”整个种族的生活作为他们的任务。
新的维权人士在科技和组织方面与上一代人有所不同。他们对自上而下的组织模式和富有魅力的男性领导者持怀疑态度。不过，这与其说是对领导力本身的排斥，倒不如说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交媒体小众化的时代，几乎任何人现在都可以宣称自己拥有领导权，为一些虚构的支持者牵线搭桥。他们反对传统非政府组织的等级结构，尽管其中许多人都是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更多地认同活动家阿萨塔·沙库尔（Assata Shakur）令人鼓舞的越狱事件，而不是贝亚德·拉斯金（Bayard Ruskin）精心策划的幕后联盟建设。他们希望摆脱这些僵化的调停，将他们与更年轻、更有活力的弗格森骚乱者联系起来，而社交媒体似乎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