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美国反种族主义运动史（中）：怒火蔓延与抗议的开始(6)

但是，尽管他们的意图是好的，自我形象是激进的，尽管弗格森似乎提供了真正的团结，新一代种族领袖和前一代领袖之间的分歧只会加深活动人士和他们希望代表的人之间的差距。这些差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描述：
首先，大多数活动家都受过大学教育，而且不像上一代人，他们没有被限制在只有黑人的大学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保证能得到高薪的工作，事实远非如此。但这的确意味着，他们拥有弗格森或巴尔的摩贫民区极少有人能够接触到的文化体验：他们与许多白人打过交道，这些人没有拿钱来控制他们，他们通常也会有一些经历：校园身份政治中那种淡定、谨慎的舞蹈，以及“白人盟友”的（通常是不受欢迎的）挑逗。因此，尽管他们的行动主义并不总是针对白人自由主义者，但他们在这方面的社会和技术能力往往超过像沙普顿这样熟练的媒体操纵者。
其次，与前一代不同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在贫民区长大的。这也许是民权运动最大的遗产：使有能力负担的人搬到郊区生活。1970年，58%的黑人中产阶级生活在贫穷的以黑人为主的社区；今天，同样比例的人生活在较富裕的以白人为主的社区，大多数在郊区。这意味着他们的经历过的犯罪要少得多。当然，他们仍然经历着种族主义的治安，被警察拦下的次数远远多于白人，并且受到各种形式的羞辱和侮辱，但是他们被扔进监狱或被杀害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黑人中产阶级入狱的可能性一直在稳步下降，而穷人，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入狱的可能性却一路飙升。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不像上一代，行动主义对新一代来说是一种职业的选择。今天，对“种族领导力”的期待已经不再是黑人精英阶层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对警察暴力受害者的认同通常是那些选择成为积极分子的人的同情问题，当然，许多人并没有做出这种选择。但是对于那些有工作的人来说，传统的公务员工作和志愿工作已经被职业化的第三部门的职业机会所取代。这些工作通常是暂时的，让大学毕业生在转向更好的工作之前能够“回馈社会”。德雷麦克森（DeRay McKesson）在成为新型行动主义的代言人之前，曾担任“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的大使。该组织招募精英大学毕业生，让他们在贫穷的市中心学校教两年书，这通常是促进特许学校发展、打击当地教师工会的策略的一部分。一般而言，“社区组织”的非政府组织，无论它们主要是宗教性的还是政治性的，通常都由福特（Ford）、洛克菲勒（Rockefeller）和乔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