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逝世六十周年祭(7)

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这一论述比毛泽东《论持久战》提前三年。
彼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战略野心已付之行动，谈和比苦战更难。
他在1935年7月12日回见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时，日记中写道：
他(大使)说,我为中国人设想：如和平可得，如可得十年或二十年的喘气时间，当然应该与日本妥协，即割了平津也无妨，但和平终不可得耳。我也承认他的话不错。
再看他1938年11月13日日记：
六年之中，时时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战是误国，不肯负责主和是误国，但今日屈服更是误国。
八一三爆发后，求和已不可得，抗战已成定局。9月胡适以特使身份踏上美利坚的国土，一年后的10月正式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卸下头顶的博士帽，披甲上阵，成为坚定的抗战斗士了。

胡适向罗斯福介绍中美友好万人签名薄
胡适在抗战前期三个阶段性的主张：停战促和、和比战难、屈服误国，是根据敌我实力悬殊的客观情况，因应时局变化而调整抗日策略，这是理性务实的对敌态度，立场坚定，与后来毛泽东《论持久战》中著名的三段论：从防御、相持到反攻暗合。
早在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签约后，康奈尔留学生群体中迎来阵阵“对日一战”的激切宣叫声，而胡适就是少数的坚定反对者。
我们再看看多年以后胡适是如何评说：
我还想指出,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二十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 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个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导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结果两败俱伤,同归于尽。在日本悠久的历史中,向无异族统治的先例,战争使其初尝此味。中国所受战争的创伤,亦迄未复原。没有对日抗战,国际共产主义又何能统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