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流浪大师”(13)

每逢佳节倍思亲，人到落魄也会想家。之前，孙丹青给我的信中很少问及妻儿，偶尔问起也是一笔带过，但是这期间有半年时间，他几乎每封信都问及妻子，还专门给她写了3封信夹在我的信里，由我转交，不过他妻子一封也没有回。
孙丹青在信中除了问好，主要是道歉，说伤害了她和儿子，自己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但又表示从不后悔他的出走，性格即命运，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出走的命运。
他妻子识不了几个字，信由我念给她听，每次问她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孙丹青说。她总是冷笑着说：“没什么好说的，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叫他以后别给我写信了，把我们娘俩害到这种地步，还假惺惺充好人，早干什么去了，真要惦记我们关心我们，就寄点钱回来啊……”
这些年，这娘俩一直过得不甚如意，总有不三四的男人借着酒劲来骚扰孙丹青妻子。早在孙丹青出走3个月后，厂部就下了通知，限定孙丹青妻子半年之内搬出家属套房，另外分给她一间8平米的单身宿舍。那间单身宿舍和我的单身宿舍仅一墙之隔。虽距离近，但我们很少来往。她对我也没什么好感，似乎孙丹青的出走也有我的“阴谋”，自然恨屋及乌，所以见了我爱理不理的，她儿子也是如此。
我向孙丹青如实相告，半年之后，孙丹青在信中不再提起妻儿。1994年秋，孙丹青妻子携儿改嫁，调离并搬离水泥厂，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接下来，我和孙丹青的通信，也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因为他到处流浪，居无定所，很难在一个地方待上一段时日，我的信，他难以收到。
他告诉我说，他基本靠画像勉强维生，身上的钱总是不够买一张全程的长途车票，买到哪里坐到哪里，然后下车步行。田里的农人，路上的行人，矿上的工人，村里的老人，都是他攀谈、素描的对象。
有给他钱的，有给他吃的，有给他住的，什么也给不了或者不愿给的，就请他抽支烟、喝杯茶。孙丹青就这样有钱乘车、没钱步行，吃百家饭、住百家屋。他用这种原始的方式，之前踏遍大半个云南，之后踏遍整个贵州，“完全像是在普希金时代”。
只是，随着数码相机的普及，画像维生越来越困难，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孙丹青有点走不动了。
2000前后，孙丹青又辗转来到西双版纳。这时他已经50多岁了，总算在一酒店找到一份美工工作，并且找到一个傣族“土著女孩”。
“土著女孩”叫岩玲，小孙丹青20多岁，毕业于美术专科院校，在另一家酒店当美工。岩玲长得虽是不漂亮，又有病，却温柔体贴，对绘画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身上隐隐有黄真的气质，两人亦师亦友。由敬佩到爱恋，两人很快同居。岩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常年服用中药，孙丹青父亲呵护女儿般呵护着她，为她煎药熬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