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类：疯狂而危险的想象，还是我们注定面对的未来？(8)

因此，超人类主义者似乎经常一会儿表现得对人体（以及我们这些对身体知足的人）不耐烦，一会儿又会略带傲慢地相信，虽然大自然造物崇高且值得称道，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在《写给大自然母亲的信》一文中，马克斯·莫尔委婉地责怪她：“在您的创造下，我们显得光彩夺目，但也有着巨大的缺陷。您似乎在 10 万年前就对让我们进一步进化失去了兴趣…… 我们已经决定，是时候修改人类的构造了。”在一些人看来，这纯粹是一种弗兰肯斯坦式的傲慢，而且很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但在过去的很多个世纪中，我们一直都在影响着人类的进化。今天，我们已经有能力用设计活动来影响这个原本带有偶然性的过程。超人类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会提出傲慢的问题和挑战，当今的生物技术已经在这样做了。超人类主义的危险之一在于，它很容易被冒牌先知和沉溺于技术幻想的人利用，以追求他们自己痴心妄想的事情或者逃避他们的恐惧。

《虚拟人》
作者: [美] 玛蒂娜·罗斯布拉特 （Martine Rothblatt）
版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年9月
当然，要驳斥超人类主义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因为其倡导者所描绘的未来看起来常常充满了不近人情、唯我独尊的享乐主义。此时，在智力卓越的外表下，所有乐趣和幽默都荡然无存。但超人类主义至少勾勒出了一个值得认真进行伦理反思的思想实验。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去追寻心目中的“美好生活”：延长身心健康的时间、培养有意义的关系、减轻他人的痛苦、尊重个人的自主性和权利，以及深化与世界的思想和情感联系。如果医学技术和信息技术能够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新的可能性，那么难道使用这些技术是不合伦理和不负责任的吗？
更重要的是，很难反对“形态自由”（morphological freedom）的超人类主义原则。正如 1998 年几位形态自由的倡导者在一份超人类主义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形态自由是“一个人增强自己身体、认知和情绪的权利”。和以生殖为目的的基因组编辑一样，这种自由会引发有关社会平等和能力获取的难题，而超人类主义者中的一些自由意志主义者似乎不愿意追求这种平等。但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都在通过重新设计身体来增强其能力，至少从研发出视觉和听觉的假体和辅助设备以来是如此。虽然出于治疗目的开发的此类医疗技术（例如，能对神经冲动做出反应的假肢，或者能追踪眼动的屏幕）效果显著，但迄今为止，大多数旨在增强人体能力的技术（例如，可以激活外部安全电路的植入式射频设备）都有些无足轻重或者是在哗众取宠。但正如我在前文中介绍的那样，细胞转化技术可能很快会使我们的身体发生一些显著的形态变化，而超人类主义或许会激发一些有用甚至至关重要的辩论，让我们讨论哪些变化是可行的和可取的。